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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这种语言由文学界进入教育界，其过程就更漫长了。
小说语言是一种形象化程度很髙的语言，必须生动鲜明地再现社会生活。
鲁迅修改《阿Q正传》时，阿Q手里相对抽象的“钱”
，就变成了相对具体化的“银的和铜的”
。
沈从文写《边城》时，连一些抽象的时间概念也不放过，总把它们化为相对具体的声、光、色来表现。
如用龙舟竞渡的蓬蓬声，来暗示端午的到来；用山水花鸟的变化，来标志四季的更换。
老托尔斯泰修改《复活》十几遍，对女主人公的描画一次次予以自我否定，直到“鲜明生动”
了才罢休。
于是，玛丝洛娃“故意让几绺鬈曲的黑发从头巾里滑出来”
“一只眼睛略为带点斜睨的眼神”
“脸上现出长期幽禁的人们脸上那种特别的颜色，使人们联想到地窖里马铃薯的嫩芽”
，这种富有独创性的比喻和白描，使她立刻区别于文学画廊里其他女性肖像。
再进一步说，小说语言与散文和诗歌的语言相比，更接近大众口语。
前人很多话本和章回小说，一直体现着文、言一家的特点。
当然，现代的很多小说已与“话本”
的意义相去甚远，更依赖于阅读而不宜于讲述，但从大体来看，口语是大众的语言，集中了大众的智慧，往往具有极大创造性，总是能给书面语提供源源不断的营养。
鲁迅与赵树理都曾纳大量俗词俚语于笔下。
艾芜对大众口语也有过精深研究，说这种语言的特点是:词头丰富，谚语极多，具体形象，含蓄精练。
而贯穿其中的基本特点，是民众“最爱使用具体形象化的句子”
，比如把阿谀有钱人说成“抱大脚杆”
，把不识字说成“灯笼大的字认不得一挑”
，如此等等，让人一听就感到生活气息扑面而来。
当然，大众口语并非天然合理。
元朝戏曲中的“直下的（忍心）”
“净办（安静）”
“倒大来（十分）”
等等，就意思含混而费解，看不出有什么保留价值。
当前有些小说中的“搞”
字句，如搞工作、搞棉花、搞对象等，也显得过于粗糙，只能扰乱读者的思绪，中断读者的感受，无益于文学。
因此，向大众口语学习并是不尾巴主义和照搬主义，如果不能去粗取精和厚积薄发，“学生腔”
即便戴上了破草帽，穿上了烂裤衩，折腾得自己灰头土脸，还是可能一身奶气未脱，一开口就酸得让人为难。
1980年7月
（最初发表于1983年《北方文学》，后收入随笔集《面对空阔而无限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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