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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配的“畜”
字。
此种法式，古已有之，天经地义，无须警察们来通融恩准。
不过，无论以“约定俗成”
通融，还是以“从一省文”
辩护，其实都是持守同一立场，奉行同一法度，即形式逻辑之法。
这都让我有些不满。
语言大体上靠形式逻辑来规范和运作，但语言蕴藏着生活的激流，永远具有形式逻辑所没有的丰富性，使反常和例外必不可少。
好比一般车辆不可闯红灯，但消防车和救护车则不受此限。
判定某种语言现象是否合理，最髙法典只能是生活的启示，而不是任何既定的逻辑陈规。
稍有生活经验的人都知道，祸者福所倚，福者祸所伏，福祸同门，好事与坏事总是相因相成，塞翁失马之类的经验比比皆是。
笔者在乡下时，常得农民一些奇特之语。
某家孩子聪明伶俐，见者可能惊惧这以后不会坐牢么？”
某家新添洗衣机或电热毯之类的享受，见者可能忧虑‘哎呀呀人只能死了。”
笔者曾对此大惑不解，稍后才慢慢悟出这些话其实还是赞语，只是喜中有忧，担心太聪明会失其忠厚，导致犯罪；-担心太安逸会失其勤劳，导致心身的退化乃一至腐灭。
这样的例子真是不胜枚举。
八十年代的大学生们则有一句口头禅：“真伤感”
，用作对一切好事和美事的赞叹，同样显示了乐中寓哀的复杂心态，龍一般形式逻辑所能容纳和表达。
语义源于人生经验，不是出自学者们形式逻辑的推究和演绎。
从这一点看，《系辞》称“吉凶与民同患”
，有着丰厚的人生经基础，不算怎么费解。
《正言：“吉亦民之所患也，既得其_，又患其失，故老子云宠辱若惊也。”
这种解释也可以得到大量民司语言素材的实证。
钱先生声称这是误解“吉凶与民同患”
钓词，似乎认定古人是只能患凶而不能患吉的。
面对古往今来大量对吉凶给予辩证感知的语言现象此固守某种语言定法，多少显得有点漠视人们的生活智慧。
从一省文，这种修辞法例确实多见。
形式逻辑也确实是语言中不可少的基本交通规则。
但如果因此而推定一切复词都只能偏义而不能对义，则是否定生活辩证法对语言的渗透，是法理的凝固和僵化，无益于语言的生命。
“不要落得人家褒，也许（仅仅是也许）在《红楼梦》中只用偏义，但未尝不能在别处还其对义的高贵出身和生动面貌。
鲁迅先生说人可以被棒杀，也可以被捧杀，对褒贬皆警惕以待。
一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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