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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两路口回到七星岗女青会，处理了材料，向我工作单位的负责人报告家有急事请假离开了。
我赶紧到了重庆大学，通知有关人员转移等事后，又马上返回城内。
1948年4月11号下午3时，我如约到了牛角沱“海上居”
茶馆，见到了国鋕的上级、我入党的监誓人张德明，直到此时我并不知道他就是地下市委副书记冉益智。
他向我详细汇报了国鋕被捕、脱险经过，国鋕的去向和要求等等，他对国鋕请示的转移与否的问题没有答复，只要我再到沙坪坝去通知有关的人员。
我在市中区、沙坪坝来回地奔跑了两天。
此时，我早就认识的我姐姐的好友张思玉，她丈夫周俊烈告诉我，我的工作地点已经有特务守候，要我立即离开重庆，并给我介绍了在青木关中学工作的邹某，说他可以帮助我越过青木关检查站等。
当时，虽知周是老党员，抗战胜利后他从延安回来时我就认得他了，可是我因同他们没有组织关系，就不敢将当时的真实情况完全告诉他们，特别不能告诉他们我必须等待上级的决定。
1948年4月14日上午九时许，我在李子坝武汉疗养院又同张德明同志见了面。
我向他汇报了几天来我所了解的情况以及我工作地点已有特务把守的事后，他要我立即离开重庆去国鋕处，我又再次请示他关于我们的组织关系是否转到昆明或成都。
他说要我们等候组织派人联系通知我们，要我先去国鋕处，不能留在重庆了。
我怕他遗忘国鋕住地，直等他当我面背出“荣昌县大东街159号”
时，我才放了心。
由于当时我已不能去别处要钱，他当即给了我叁佰万元（伪法币）。
我立即筹备离开重庆。
我在重大同学王某的护送下，从沙坪坝走小路，翻过歌乐山到了青木关。
王某离去后，我到青木关中学住宿了一夜，在邹某的帮助下，绕开检查站、走了一段路，在中途搭了个“黄鱼”
车离开了青木关。
我在途中下了车，步行了一段路，到了荣昌大东街159号国鋕的住地。
我向国鋕详细介绍了几天来所知道的情况，并仔细汇报了两次同上级张德明见面的内容、对话及上级指示。
他告诉我，离开铁路新村后，当晚住在新桥适存高商，他怕按组织手续通知有关人员转移时，某个环节出问题，耽误时间，因此当晚设法通知了有关人员，他要表侄女屈义蒿到城里某处去找我，但没有见到。
国鋕还让屈义蒿去通知成善谋同志转移，但没有通知到。
国鋕在那样紧张、艰难的情况下，还专程到了壁山，给在那里养病的邓平同志报警，让他有足够的准备，并将身边极少的钱拿出一部分，给这位贫病交加的战友。
当时，他没有把到壁山见邓平同志的情况告诉我，为的是保守秘密，不让那个我知道邓平同志住的地方。
国鋕的确是脱险了！
他已经远离重庆、当沙磁区的同志得知国鋕机智、勇敢地逃出敌人魔掌的消息时，他们是那样的欢畅！
适存高商学校里见到国鋕的同志，悄悄地向其他的同志报告这一喜讯时，都十分骄傲、自豪，他们说：“国鋕不只是机智、勇敢逃出虎口，而且他逃出虎口后想到的是同志、是党，他没有为自己的危险境地而惊怕，而是鼓舞同志们要勇敢斗争，要善于隐蔽！”
然而没有几天，同志们却听到了国鋕被捕的消息，他们既不相信这是事实，但确在他们中流传着各种各样的国鋕被捕传闻的细节，有的说他回到重庆找我被捕了，有的说被敌人跟踪了，有说是谣言。
然而，国鋕的确被捕了。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原来，当我4月14日在李子坝武汉疗养院同张德明会见之后，张德明被叛徒出卖，于1948年4月17日在北碚被捕了。
这个市委副书记、国鋕的上级在敌人的刑讯下叛变了，供出了国鋕的去向。
徐远举从这个叛徒口里得知了刘国鋕的下落，简直欣喜若狂！
当即同荣昌匪特通了电话，让荣昌方面做好准备，并亲自同二处特务作了详细、周密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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