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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生活的变化，尤其是随着十八世纪以后的现代工业文明浪潮的到来，汉语也表现出僵化、残缺、不够用的一面。
以文字为中心的语言，可能有利于继承，但可能不利于创新和追新；可能有利于掌握文字的贵族阶层，但一定不利于疏远文字的大众，不利于这个社会中、下层释放出文化创造的能量。
这样，从晚清到五四运动，一些中国知识分子正是痛感文言文的弊端，发出了改革的呼声。
那时候发生了什么情况呢？第一，当时很多西方的事物传到了中国，同时也就带来了很多外来语，这些外来语不合适用文言文来表达。
文言文的词，一般是单音节或者双音节，所以我们以前有五言诗、七言诗，就是方便这种音节的组合。
但外来语常常是三音节、四音节乃至更多音节。
“拿破仑”
，“马克思”
，你还可勉强压缩成“拿氏”
和“马翁”
，但“资本主义”
和“社会主义”
，你不好缩写成“资义”
和“社义”
吧？碰上“二氧化碳”
和“社会达尔文主义”
，碰上“弗拉基米尔乌里扬诺夫伊里奇”
，你怎么缩写？能把它写进五言诗或者七言诗吗（众笑）？想想当年，鲁迅留学日本，胡适留学美国。
这些海归派带回来很多洋学问，肯定觉得文言文不方便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情感，语言文字的改革势在必行。
第二，文言文也不大利于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化。
大家知道，白话文并不是现代才有的。
宋代大量的“话本”
，就是白话进入书面形式的幵始，与当时市民文化的空前活跃有密切关系。
活字印刷所带来的印刷成本大大降低，也可能发挥了作用。
那么在宋代以前，白话作为一种人民大众的口语，同样可能存在，只是不一定被书写和记录。
我们现在看一些古典戏曲，知道戏台上的老爷、太太、小姐、相公，讲话就是用文言，而一些下人，包括丫环、农夫、士卒、盗贼，都是说白话。
这很可能是古代中国语言生态的真实图景，就是说：内话是一种下等人的日常语言。
到了晚清以后，中国处在臣大社会变革的关头，阶级结构必须改变。
新的阶级要出现，老的阶级要退出舞台。
像袁肚凯、孙中山、毛泽东这种没有科举功名的人物，不会写八股文的人物，要成为社会领袖，岂能容忍文言文的霸权？在这个时候，一种下等人的语言要登上大雅之堂，多数人的口语要挑战少数人的文字，当然也在所难免。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五四运动前后出现的白话文运动，一方面是外来语运动，另一方面是民间语运动。
外来语与民间语，构成了那一场革命的两大动力。
现代文学也依托了这两大动力。
比如我们有一些作家写得“洋腔洋调”
，徐志摩先生、郭沫若先生、巴金先生、茅盾先生，笔下有很多欧化和半欧化的句子。
当时生活在都市的新派人物说起话来可能也真是这个样子，作者写都市题材，不这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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