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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有些学者在研究中只看到了这种冲突，而忽略了别的同样重要的问题。
韩少功：体现在政策安排上，是联俄还是联美？走哪条道路？这都是知识分子一直在焦虑的问题。
王尧：西方有位学者说此时的中国就像一个钟摆。
韩少功：孙中山晚期“联俄”
，毛泽东晚期放弃“联俄”
而“联美”
，都是这样的钟摆状态。
中国一直在“摸着石头过河”
，一直在寻找最符合国情的发展道路，有时候也难免无所适从和慌不择路。
所以说，有些曲折是有很多的原因积累而成的，不能简单地说是几个坏人做了几件坏事。
没有理由对“文革”
作简单的想象
王尧：“文革”
的发生，不能否认个人在道义上的责任，但是作为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我想，它首先不是个伦理问题。
就现在披露的材料看——当然这些材料都还是极小的部分，以及亲历者的叙述，我们没有理由对“文革”
做一个简单的想象和判断，尤其是中国语境中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不能像西方一些学者那样。
韩少功：“文革”
本身是一种非常复杂的过程。
“文革”
开始时我十三岁，当时觉得一两年之内，甚至一两个月之内都变化很大。
哪是几句话说得清楚的？现在国内外学者对“文革”
说法很多，有的说是“文革”
三年，有的说是“文革”
十年。
还有的说当时有两个“文革”
，即一个毛泽东的“文革”
和另一个人民大众的“文革”
，两者并不是一回事。
实际上，我们作为过来人，与某些局外人甚至外国人的理解不大容易一样。
比方说两个“文革”
，有互相区别也有互相交织的一面。
王尧：通常所说的“老红卫兵”
，像后来的“联动”
组织，就是第一代红卫兵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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