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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我个人的喜好来说，文学研究最好还是要有点中医式的态度，总体把握，辨证施治，不能今天单卸一条胳膊，明天单割一个胃，我的手艺治得了哪一种病，就专冲着哪一个部位去，也不管那个部位有病没病，有大病还是有小病。
中国古人在文学研究方面有一些总体把握作品的经验，恐怕还值得文学研究者们继承。
一些好的文论和诗论，文学研究者恐怕不能不读。
韩少功：我说的与李陀提倡的并不矛盾。
事实上，《天涯》杂志发表过很多文化研究的文章，还开设了有关专栏，请李陀当过主持人。
但编辑们也退过很多这方面的稿子。
文化研究是一个新领域、新方法，但并不是什么金字招牌，不是V1P贵宾包厢，同样也会有鱼龙混杂泥沙俱下。
我们可以宽容一些，可以理解各个研究角度难以完全协调，难以完全兼顾，街时候顾此失彼，也可谅解。
但我们总得有一个更高的要求。
现在，文化研究的模仿和移植应该叫停。
我们需要更有深度、更有高度、也更有中国独创性特色的成果。
学我者生，似我者死
王尧：已经经历了八十、九十年代，我们不能再过分地想象西方和迷信西方。
韩少功：学我者生，似我者死。
中国在某些方面可以做得更好，保持自主性和创造性也是对西方文化以及其他文化最好的学习。
王尧：我注意到近年来，包括你在《暗示》当中，对现代西方的一些思想一些说法也是质疑的。
韩少功：《暗示》对西方理性主义传统以及弗洛伊德、哈贝马斯的某些看法持有异议，对虚无主义的符号学也是质疑的，对西方社会还有过一些批评性描写，但这并不意味着什么“反西方”
立场。
正像我在《暗示》中对中国展开批评的时候，也并不是“反中国”
。
我不是在对世界文化做全面评价，也没有能力当这个裁判，因此在写作中常常只是记录和描述自己生活感受的某一个层面。
我的志趣不是做一个文化史家，如果我关心文化的话，只是文化有助于我了解人，了解一部分人。
这是我对自己的定位。
从这一点出发，一般来说我不会去全面评价某个学者，不会去全面评价某个思想流派。
在一些具体问题上提出看法时，通常会提醒自己想得多一些，说得少一点，留有余地。
这不仅仅是一种策略，更是一种我觉得应有的学习态度。
王尧：思想的空间是很大的。
韩少功：对人类的思考能力不能过于自信。
有时候宁可缓一缓，看一看，再琢磨一下。
人肯定都会说错话，但错话说得少一点是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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