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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就因为这一点，印度人也不大重视历史，历史与神话混杂在一起，不像是历史。
写作时应把语言这类问题忘掉
王尧：从《马桥词典》到《暗示》，你对语言的认识似乎有了两次转向。
你对语言有过深入的研究和思考。
《马桥辞典》有了风波以后，你向己说得比较少。
韩少功：谈自己作品总是很乏味，这与风波什么没有关系。
王尧：从语言写作角度来谈《马桥辞典》、《暗示》还是非常有意义的。
韩少功：我的语言意识觉醒得比较晚，写作上也没有什么语言上的特别。
我从不单独对语言给予什么计较。
总的态度是“用心而不刻意”
。
所谓“用心”
，就是学习和研究语言时要认真；所谓“不刻意”
，就是在写作中使用语言时大可放松，大可随心所欲。
我相信语言是一个写作者综合素质的体现，需要水到渠成，就像苏东坡说行于所当行，止于不得不止”
，一下笔可以跟着感觉走。
一个写作者越是具有思想和审美的个性，他的世界就越丰富；反过来说，他越忠实地去表现这个界的丰富，他的思想和审美个性就越强大。
在这样一个不断互动的过程中，语言是他与世界的联系，当然是一种有限的联系。
所谓“我手应我心”
，常常不能完全地“应”
上。
但这也刚好使语言成了一个可以不断创造的过程，从一个语言共同体来说，是一个众人拾柴火焰高和长江后浪推前浪的过程。
王尧：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中国作家们对白话文写作做出过很多尝试。
韩少功：有些人国学底子好，古汉语是他们的重要资源，我们读鲁迅、钱钟书等人的作品，还可以读出明显的书卷气。
有些人受西方作品的影响大，翻译语言是他们的重要资源，巴金、郭沫若、曹禺、徐志摩等人就是这样，写出的作品比较新派和洋派，差不多就是说中国事的欧美文学。
还有些人注意从民间语言那里取得资源，吸收俗语，吸收口语，是他们贴近社会底层生活的自然结果。
沈从文、老舍、赵树理等人在这一方面尤有特色。
汪曾祺说过，他每写完一篇作品，都要拿来朗读两遍，也是十分注意口语化的。
当然，资源只是资源，并不能替代创造。
不管是依重哪种资源，不管是追求哪种风格，都可能有生龙活虎的成功者，也可能有面目可憎的模仿者、低能者、粗制滥造者。
一个作家最基本的觉悟，就是要对语言有感觉，知道什么是好，什么是糟；哪里该短一点，哪里该长一点；哪里该再揉熟一下，哪里就该朴拙、直白甚至残缺……这里没有一定之规，只能因时、因地、因事而取其宜。
写作经验可以帮助一个写作者做出判断，但最好的语言往往又是违反和突破写作经验的，是出乎意料的，是妙手偶得，所以还是没有一定之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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