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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也有些人热情万丈，却让你找不到什么话题，不知如何开口。
比方说，他们把这个作家命名为“中国的卡夫卡”
，把那个作家命名为“中国的福克纳”
，把你们都评选为欧美文学的优秀学生，就高兴了，满意了。
另外有些人，可能真心地热爱着中国，不惜把这个细节说成是“道家”
，把那个造句说成“禅宗”
，时时都想在你身上找出什么国粹，恨不得你给他们变成一个文学兵马俑，这样他们就高兴了，满意了。
韩少功：从晚清以来，中国关注和研究西学的，大多是中国的一流人才。
鲁迅、胡适、郭沫若、周作人、茅盾、傅雷、萧乾、巴金等等，都从事西方文学的翻译和介绍。
梁实秋还说过，希望每个优秀作家都来翻译一本西方著作。
我们是在焚香沐浴、五体投地、恭恭敬敬地来学习西方呵。
中国文化在西方哪有这种地位？你能想象哈贝马斯或者华勒斯坦这样的大学者来学习汉语？能想象君特·格拉斯或者米兰·昆德拉这样的当红作家来翻译中国小说？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汉学只是西方知识界的一个支流，甚至只是一个小小的支流，就像尼泊尔学或者孟加拉学在我们这里的情况，不像西学已经在中国的知识格局里成了主流。
在这种情况下，交流是不对称的，即便看似对称了，两端也各有信号的增放或损耗。
王尧：对于弱势文化而言，国际文化交流基本上是单向的。
国外可能没有像中国这样有一支庞大的翻译队伍，体制也不一样。
现代文学史上的许多中国著名作家也是很优秀的翻译家。
谈到这个话题，我知道你翻译过威廉·毛姆、多丽丝·莱辛、雷蒙德_卡弗等人的小说，还翻译过散文集。
我想请你介绍自己翻译米兰·昆德拉《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情况。
韩少功：翻译只是我读书的副产品。
这个作品是一'九八八年我第一次出国访问的时候，一个美国作家送给我的。
后来我向几个出版社推荐过这本书，可能当时昆德拉的名气还不够大，一般的翻译者不大知道他的名字，出版社说没人愿意接手。
这样，我只好自己动手，请我的一位姐姐帮忙，她是在大学里面教英文的。
这本书在当时的捷克还是禁书，出版社拿到我们的译稿以后，专门请示了外交部有关部门。
对方说不宜出版，担心会影响外交关系。
后来出版社变通一下，作为“内部出版”
物处理，又让我们把书中一些比较敏感的词语或段落作了些删除。
比如“共产党”
常常被改成“当局”
，文字上不那么刺眼。
王尧：这叫技术处理。
翻译界和读者对这些情况并不清楚，后来有人提出一些意见，误解了你们。
韩少功：有些误译是应由译者承担责任，没有什么误解，出手匆忙也不成为理由。
但有一些是属于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变通和妥协，译者没办法承担责任。
后来我们这本书在台湾中国时报出版公司出版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版本，但修订版在内地始终没有面世，因为内地出版社没有拿到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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