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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望茅草地》中的农场场长张种田也是有原型，是我很熟悉的一类干部。
他们文化水平不高，属于山沟沟里出来的马列主义，革命造就的权威使他们看不到自己的弱点，在和平建设时期显得很尴尬。
施叔青：张种田这人物塑造得成功，在于你没把他平面、简单化，不像早期的伤痕文学一样。
你写出了他个性的复杂，给人又可悲又可恨的感觉。
韩少功：当然这些作品的毛病也很多：语言夹生，过于戏剧化。
我现在回头看，并不满意。
青年导演吴子牛曾想把《西望茅草地》拍成电影，青年电影制片厂也立了项。
但剧本送到农垦部审查，领导觉得不满意，认为它涉嫌丑化老干部形象，结果给毙了，没通过。
这是一九八二年的事，当时很多老干部复出，农垦部觉得不能给他们抹黑。
施叔青：剧本还得先给农垦部审查？
韩少功：我写农场，大农场都归农垦部管，所以剧本必须先通过农垦部的审查。
当时的规矩就是这样。
你没有办法。
不过这篇小说还是获得了一九八〇年的全国小说奖。
北京的编辑朋友告诉我，你获奖不容易呵，几次都已经出局了。
后来《人民文学》编辑们喊出“誓死桿卫《西望茅草地》”
的口号，到最后时刻才把它保了下来。
施叔青：你早期的创作由于题材限制，都是采用现实写实主义的写法。
可能这比较配合你当时的文学观？
韩少功：那时候我对文学的理解就是这样。
文学就是为政治服务的，是一种很功利、实用的写作，每一篇都针对一个现实问题，有很鲜明的思想主题，有很强烈的理性色彩。
施叔青：是否因为你出道太早，早期作品都带有老右作家的习气，像个马列主义的小老头子？
韩少功：我们知青这一代，还有你说的老右那一代，都是学马列主义长大的，所受的文化教养就是那样，对文学的理解就是那样。
投枪呵，刁首呵，旗帜呵，炸弹呵，脑子里就是这样一些词。
这应该说是一种时代的局限。
当时不只我一个，贾平凹、张抗抗、陈建功、刘心武等等，都在写问题小说，都写得比较粗糙。
但作为一种政治行为，我对此并不后悔。
你要知道，作家首先是公民，其次才是作家，有时候作家有比文学更重要的东西。
施叔青：后来由于什么样的契机，才改变了你的创作理念？
韩少功：我读大学时，与莫应丰等朋友一道在大街上和校园里，发动了湖南最早的“民主墙”
运动。
后来我又参加过学潮。
正是这一系列亲身体验，使我对自己的政治行为有所反省。
挞伐官僚主义，抗议特权，揭露伤痕，要求民主和自由，这些固然很重要，但政治和革命能不能解决一切问题？在另一方面，具有良好效益的政治和革命，需要哪些文化的和人性的条件？一想到这一层，事情就不那么简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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