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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规严密，品牌稳定，师承有序，职责分明，立德敬业，学深艺精，使各种手工业作坊逐渐形成规模，一旦嫁接西方的贸易和技术，立刻顺理成章地蛹化为成批的工程师和产业技工，甚至一直延伸为日本在六十年代以后的经济起飞。
直到今天，日本企业的终身制和家族氛围，日本企业的森严等级和人脉网络，还有日本座座高楼中员工们下班后习惯性义务加班的灯火通明，都留下了封建行帮时代职人的遗迹。
曰本不一定能够被人认为是世界上的思想大国或者文化大国，但它完全具有成为技术强国的传统依托和习俗资源。
造出比法国艾菲尔铁塔更高的铁塔，造出比美国通用汽车更好的汽车，造出当今世界首屈一指的新干线、机器人、高清晰度电视等等，对于职人的后代来说无足称奇。
从这个角度来说，与其说资本主义给日本换了血，不如说日本特定的人文土壤里使资本主义工业化得以扎根，并且发生了变异性的开花结果。
有趣的比较是：中国自古以来没有武士传统，却有庞大的儒生阶层；中国在近代没有职人传统，却有浩如海洋的小农大众。
因此，中国少见武士化的职人和职人化的武士，日本也少见儒生化的农民和农民化的儒生。
中国有儒生加农民的革命，日本有武士加职人的维新。
也许，撇开其他条件不说，光是这两条就足以使中曰两国的现代形态生出大差别。
与其说这种差别是政治角力的偶然结果，不如说这种差别更像是受到了传统势能的暗中制约，还受到地理、人口、发展机遇、人文传统等一系列因素的综合作用。
事情似乎是这样，种子在土地里发芽而不能在石块上发芽，在不同的土壤里也不可能得到同样的收成。
人们在差不多一个世纪以来的制度崇拜，人们关于左转姓“社”
还是右转姓“资”
的简单化纠缠，常常都遮蔽了一个民族在选择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后面更多重要的因缘。
整个九十年代，日本的经济在徘徊萧条中度过，让很多中国人也困惑生疑。
我在日本访问期间问过很多日本朋友：这是怎么一回事？我看到一脸脸的茫然，没有听到特别详细和明确的回答。
也许是以前投资过热了，也许是美国不再忍受贸易赤字了，也许是日本没有赶上新经济这一趟车，也许是金融和行政改革不力，也许外务省和大银行能知道个中原委吧，也许……我相信这些“也许”
都有道理，能给我思考的启发。
但我挥之不去的一个问题是：是不是日本的武士传统和职人传统在百年之间已经能量耗尽？或者说，是不是这两大传统已经不再够用？
情况已经在变化。
科学正在被自己孕育出来的物质主义所畸变，民主正在被自己催养出来的个人主义所腐蚀，市场正在被自己呼唤出来的资本主义和消费主义巨魔所动摇和残害。
情况还在继续变化。
绿色食品的原始和电子网络的锐进并行不悖，全球化和民族主义交织如麻。
进入一个技术、文化、政治以及社会都在深刻变化和重组的新世纪，日本是不是需要新的生存视野和人文动力？
比方说，日本是不是需要在武士的激烈急迫之外多一点从容和持守？是不是需要在职人的精密勤勉之外多一点想象和玄思？还比方说，日本是不是需要在追逐“先进”
文明的狂跑中冷静片刻，重新确定一下自己真正应该去而且可能去的目标？
五
加藤说，东京各路地铁每天早上万头攒动，很多车站不得不雇一些短工大汉把乘客往车门里硬塞，使每个车厢都像沙丁鱼罐头一样挤得密不透风，西装革履的上班族鼻子对鼻子地几乎都压成了人干。
但无论怎样挤，密密的人海居然可以一声不响，静得连绣花针落地好像都能听见，完全是一支令行禁止的经济十字军。
这就是日本。
我说，中国各个城市每天早上是老人的世界，扭大秧歌的，唱京戏的，跳国标舞的，打太极拳的，下棋打牌的，无所不有。
这些自娱自乐的活动均无商业化收费，更不产生什么GDP，但让很多老人活得舒筋活络，心安体泰，鹤发童颜。
当年繁华金陵或者火热长安里市民们的尽兴逍遥想必也不过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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