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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后不久，出于一份按捺不住的崇敬，我给他写了一封信，谈了自己一些有关文学的粗浅看法，对他的勇敢与睿智表达感激。
我没料到他不但细读了一位陌生青年的来信，还把我的一些小说和议论文章找来读了，很快回复了一封长信。
信上是这么说的：
近年来，你的一些有关美学的议论，只要能碰到，我都看了。
我的印象，你和另外一批年轻朋友，不约而同地在思考一些严肃问题，不人云亦云，不自卑自贱，也不自高自大。
你们各有所得。
他在信中对戴着大红帽的教条主义也大不以为然：
我听了一辈子训斥，也不喜欢任何人在作品里继续训斥我，尤其接受不了那些浅薄之辈引用自己并未读懂的中外圣人的片言只语来吓唬人或讨好人，我很怀疑他们这样做的动机。
他在这封信中热情肯定和鼓励了我的新作《爸爸爸》，并希望有机会与我见面详谈。
我记得，他把这封信交给一位编辑，在一九八五年八月的《文艺报》上发表，再一次把自己公开定位在高风险的异端阵地。
如果不了解当时的政治语境和思想格局，后人不大容易体会出这一表态的意义，还有它们可能招致的麻烦。
事实上，直到九十年代初，“先锋”
与“寻根”
等仍是众多左翼或右翼的大人物们嘴里的共同的贬词，以至在一次官方高层文件的传达中，我还听到了有关方面对文井先生这封信的点名批判。
《爸爸爸》当然也株连受斥——它们都被视为“资产阶级自由化”
的典型例证再次受到追究。
这样，在整个新时期的前十多年里，政治险象频生，思想风向反复，曾身任中国作协党组副书记和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的严文井先生，却一直冷落在主流圈子之外，常常被主流媒体的镜头和笔头跳过。
以至到最后，他八十诞辰时的一个小小座谈会，相对来说还是规模很小，规格很低，在文学界几乎无声无息。
他逝世之后虽有各种追思报道，但诸多媒体一般只提到他在儿童文学方面的成就，对他在新时期以来表现出大义和大智的孤独抗争，对他多年来被实践证明了具有非凡眼界和非凡胆识的破冰之功，却奇怪地保持着沉默。
我与文井先生的忘年之交就是在患难中开始。
以后每次到北京，我如果能找到机会，总要去他家看望。
很长一段时间内，他的居室很狭窄，光线也很暗，成堆的书刊占去了陋室的绝大部分空间，只留下窄缝任人通过。
如有两三客人入室，房内就拥挤不堪，主客双方难免“抵肘”
和“促膝”
。
北岛、杨炼、芒克等新锐诗人是他_家的常客，留下一些烟头和残茶。
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一些编辑也常在这里出入，与文井先生协商一些工作上的事务，留下各种成堆的书稿和校样。
比较闲的时候，我与他会聊得漫无边际，比如我会谈到一些读书心得：库恩的《科学的革命》、戴维斯的《上帝与新物理学》，等等，都会引起他聚精会神的倾听。
他谈到自己在革命年代根据地的亲历，谈到自己在国外参访时的见闻，谈到他心得别具的音乐与绘画，很多东西对于我来说也是闻所未闻，让我大开眼界和大受补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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