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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银资本》一书的作者君特·弗兰克（G.Frank）老头访问海南，住了三天以后曾经说，蒋子丹是他在全世界所有见到的作家中最没有作家毛病的人。
这当然是因为她的一些作家毛病在实干和行动中被大大地打磨掉了。
行动是摘除性格毛病的伽玛刀。
行动者大概总是比旁观清议者少一些生成毛病的闲工夫，也总是容易比旁观清议者多一些理解他人和尊重团体的本能。
但蒋子丹一旦把团体赛当作个人赛来打，也显露出一个团体的机能失调。
这并不是主编的光荣，更不是我这个社长的光荣。
在后来的几年里，为了减缓压力充实力量，编辑部陆续增加了一些人手。
郑国琳是最早加人进来的，一位小说家，已经戴上了老花眼镜却老是为自己的青春身材而自鸣得意，号称当过公司的经理却老是在计算页码和字数时一错再错，最大的长处就是善于自我批评从而人缘极好。
张浩文也是一位小说家，是热心推广电脑和网络的“张工”
，其实调来前的身份是大学中文系的副教授，因此自从他调人，编辑部里多了好些盗版软件和现代主义教条，也多了好些关于语法和标点符号的争吵马拉松，让人先喜而后烦。
李少君则是最年轻的一位，面若大学一年级新生从而被蒋子丹取名“李大一”
。
他本职工作在报社，算是《天涯》的兼职编辑，后来成为刊物组稿和思想文化批评方面的快枪手，与新生代的作家和学者们有较广泛的交往，刚好弥补了编辑部在这一方面的不足。
他身上还有一种眼下已经不太多见的急公好义，如郑国琳瞪大眼睛说的：碰上公家有事要联络，他拔出私人手机就给香港或者美国打电话，这种豪气你也有？
这些人都算得上我们在海南这地面上淘来的金子，但显而易见，他们刚来时都还较为缺乏刊物编辑的经验，每人一天得退上几个博士或者教授的稿件，作为审读者他们也还有学养的不足。
编辑部订阅了《哈泼斯》、《纽约时报书评》、《批评探索》等数种英文期刊，但能够读懂外刊大要的编辑为数不多。
我们只能面对现实。
中国在报刊图书出版这一块到九十年代还是官营计划式的管理，刊物是不可以随便拿到什么地方去办的，也不是什么人都可以随便调来任职的，光是户口、住房、编制、职称等等因素，就足以使远在边地的《天涯》无法自由和广泛地利用全国人才资源。
这使《天涯》在承受产品销售市场化的压力的同时，还没有享受人才利用市场化的好处。
为了对这一点作出弥补，我们尝试着聘请编外客座编辑，其中有两名特聘编审：李陀和南帆。
关于这两位，蒋子丹后来在一篇文章中曾有过描述：
李陀一直是文坛上公认的忙人，可是这次我见到他的时候，大约是他八十年代末出国之后第一次回来，正闲着，是一个真正的社会闲（贤）达。
李陀这个人的最大特点也是优点，是对公益事务永远充满热情，并非以自己的利益为转移。
听说我和韩少功又在张罗一本杂志，他的反应差不多到了兴高釆烈的程度。
出国之前李陀是《北京文学》的副主编，对办刊物有过一些想法却没有机会实现。
那天下午我们在北京的三味书屋茶座里一直谈到天黑，还意犹未尽，又一块吃了晚饭才算完。
跟李陀谈编辑业务，是一件让人愉快的事情。
记得八十年代初，我在湖南文艺出版社的《美蓉》杂志当编辑，每次进京组稿都会先到李陀那儿去报个到。
毫不夸张地说，李陀是一个非常称职的组稿向导。
他几乎知道每个活跃着的北京作家近来正在写什么，眼下在不在家。
更要紧的是，他一直以优秀批评家的独到眼光关注着正如雨后春笋般一茬茬冒出来的文学新人，为他们的成果摇旗呐喊，促成文坛对他们的接纳，这个名单可以排出长长的一串，凡是那时候的文学圈里人都会有印象。
我曾跟他开玩笑说，他差不多是一个文学“星探”
。
我突然想到，假如让李陀担任《天涯》特约编审，将是一个不错的人选，因为办这样一个刊物，太功利太实际的人，太以自己的遭际论事的人，太没热情太消沉的人，都是不合适的。
于是分手的时候，我把我的想法告诉了李陀，他也欣然应邀。
这是我接手主编以后第一次单独而且是即兴决定的一件大事，但我觉得对此韩少功也肯定不会有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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