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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妮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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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妮·居里安翻译过我的一些小说，是法国汉学家中文学译笔最佳之很多法国读者这样告诉我。
她还翻译和研究过沈从文、陆文夫、汪曾祺、史铁生、杨炼等等。
如果说翻译也是创作，那么法国人心目中的这些中国作家已非真品，其实有一半是她的血脉，她的容颜。
最初见到她是在一九八八年的巴黎。
她套着一件深蓝色的肥大布袄，驾一辆半客半货的灰色工具车，从弥漫着光流香雾的香榭丽舍大街上匆匆驶过，奔赴某个书店或某个讲演厅里的中国文学。
三年后我在戴高乐机场再次遇到她，她还是穿这件衣，还是驾这辆车，依旧与脂粉这使人难以知悉——其实也使人容易知悉，她出身于巴黎望族，亲属中有一串让法国小民惊羡的科学院院士、内阁部长等等。
而她本人也是最高学术机关——法国科学院的研究员。
这种人不是最有朴素的权利么？
一九六八年人类理想主义的大年和热季，红色成了法国学子们的流行色。
他们向资产阶级的政府大厦挥舞着拳头，高诵毛泽东的语录，声援中国与越南，打起背包走向工人农民的贫困区……安妮的丈夫皮埃尔向我比画着讲述他们当年的狂热。
我怀疑安妮的中文学习，就是从毛泽东的小红书开始。
但她不喜欢中国的一些常用语，比方说“牺牲”
。
她说，她从不愿意用这一个词。
牺牲是什么？为谁牺牲？谁是享用牺牲的圣主？现代西方人不牺牲。
她更能接受中国的另一些话，比如“道可道非常道”
，比如“三个和尚没水喝”
。
于是，我看出法国当年的红色，在“牺牲”
这片透镜下，呈示出与中国红色不同的光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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