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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他们抗议过的官场腐败还要腐败得更彻底、更直露、更迅速。
每一次社会动**之潮冲刷过去，总有一些对人性的诘问沉淀下来，像零零星星的海贝，在寂寞暗夜里闪光。
一位作家说过，一个刚愎自用的共产主义者，最容易成为一个刚愎自用的反共产主义者。
这种政见易改而本性难移的感想，也许就是很多人面对社会的变化，不愿意轻易许诺和轻易欢呼的原因。
与此相反，一切急功近利者更愿意谈制度和主义，更注重观点和立场，包括用“阶级”
、“民族”
、“宗教”
、“文化认同”
一类大标签，在人群中进行分门别类。
翻翻手边各种词典、教材以及百科全书，无论其编撰者是中共党史专家还是英国牛津教授，他们给历史人物词条的注释大多是这样一些话:叛徒，总统，公爵，左派，福特公司的首创者，第八届中央委员，一九六四年普利策奖得主，指挥过北非战役，著名的工联主义活动家，如此等等。
在这样的历史文本里，人只是政治和经济的符号、伟业的工具，他或者她是否“刚愎自用”
的问题，纯属无谓小节，几乎就像一个人是否牙痛和便秘的闲话，必须被“历史”
视而不见。
捷克作家昆德拉《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的男主人公面临着另一种历史:他的儿子带来了一位民主斗士，把一张呼吁释放政治犯的联名信放在他面前，希望他勇敢地签名。
他当然赞成这种呼吁的内容。
他因反抗人侵当局已经丢了饭碗，也不可能还有什么更坏的结果。
但他断然拒绝:“我不签。”
导致这一拒绝的只是一个小节:对方的胁迫姿态就像当时墙上的一幅宣传画，上面画着一个士兵直愣愣地瞪着观众，严厉地向观众伸出食指。
一九六八年捷克诸多自由人士发起“两千人上书”
的改革造势，就用了这张画，题为广你还没有在两千人上书中签名吗？”
具有讽剌意味的是，一年后前苏联军队入侵，当局清查和迫害这些自由人士，同样是用了这张画，满街都张贴着逼向人们的目光和食指，连标题也差不多:“你在两千人上书中签过名吗？”
如果历史学家们来描述这件事，很可能只会注意联名信上的字迹，那里没有这位主人公的位置，而这个空白当然是一种耻辱。
但这位主人公宁愿放弃所谓大义，宁愿被同胞们目为怯懦和附逆，也不愿在这样的指头下签名~何况这种签名明摆着不会有任何实际效果。
他看不出以指相逼的专制当局和同样以指相逼的民主斗士有什么不同。
那个小小的指头无法进入历史，却无法被昆德拉忘记。
作为一位读者，我同样无法忘记的问题是：谄媚在广场和谄媚在官府有太大的不同吗？虚荣的诗人和虚荣的商人有太大的不同吗？轻浮的左派和轻浮的右派有太大的不同吗？矫情的前卫和矫情的复古有太大的不同吗？……一个有起码生活经验的人，不会不明白制度和主义的重要，但也不应忘记制度和主义皆因人而生，由人而行，因此可能被人性的弱点所侵蚀。
一个有起码生活经验的人，也不会不经常在盟友那里感受到震惊和失望，如果他愿意的话，也不会不经常在敌营那里发现意外的温暖，包括在某一个表情和某一个动作中相互会心的可能。
这样的经验渐渐多了以后，我不再有划线站队的兴趣。
我赞成过文化“寻根”
，但不愿意当“寻根派”
；我赞成过文学“先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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