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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梁漱溟肯定是不安宁的，因为他看到了那么多难题。
但梁漱溟肯定又是安宁的，因为他从书斋到了现实，从上层到了底层，摆脱了以前那种蒙住眼睛的自以为是。
自我欺骗也会带来安宁，只是这种安宁不足取。
芳菲：可能我没表达清楚。
我提这个问题不是想谈对他这个个人怎么看，而是我觉得陶渊明方式已逐渐成为了一种对文明方式的选择。
正是在这个前提下——在一种文明是不是可能的前提下——我才想请你谈谈对他的态度。
欣赏陶渊明是不是太不可能？是不是会做作？是不是太奢侈？是不是太贵族？
韩少功：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乡村耕读生活在眼下当然没有普遍意义。
当一个现代陶渊明代价很昂贵呵，起码你不能是个上班族。
考虑到农村医疗条件差，你还得身体健康。
所以现代的仿陶渊明大多出现在旅游度假村，周围布景是古代，人生剧情却是现代。
这是复制某种文明总会出现的扑空，就像人们模仿牛仔，模仿果农，模仿红军长征，只是偶然客串，不是真实的日常生活。
这是文明体系转换的结果，也是城乡资源配置悬殊的强制结果。
但陶渊明是不是毫无意义了呢？不，文明演变方式通常不是切换，而是重组，是新中有旧，旧中有新。
构成“陶渊明”
这一符号中的某些精神元素，比如亲近自然和独立超脱等等，不会随着农耕文明而结束。
连欧美人也都这样，一窝蜂往城里搬，又一窝蜂往城外搬，不也是洋版本的“归去来”
？我见到一些农村的退休老人，不愿随子女进城，在乡下做做农活，养养鸡鸭，外加吟诗作对。
你很难说他们身上没有陶渊明的影子。
芳菲：《山南水北》的出版者宣传册页上写着一句话——“他把认识自我的问题执着地推广为认识中国的问题”
，我觉得倒过来写可能更合适：“他把认识中国的问题内化为认识自我的问题”
。
韩少功：我观察社会，但没有社会学和历史学的野心，也从不认为文学有改造世界的魔力。
我们有两千多年优秀的文学了，但世道人心好了多少？二十世纪的战亡人数不是比前十九个世纪的总和还多？腐败与犯罪难道不是层出不穷？但这并不意味着文学可以不必关切社会，不意味文学是一场文学才子们的自恋游戏。
也许这里有一个悖论：文学不一定使世界更好，但不关切世界的文学一定不好，至少是不大好。
古人说，文学为天地立心。
这颗心肯定不是成天照镜子照出来的。
哪怕卡夫卡和佩索阿，他们的孤绝也不是来自娘胎，是在社会中磨砺的结果吧？所以我对有些同行蔑视社会，总觉得有点奇怪。
芳菲：你的选择、你的劳动，不论是耳目的醒来，还是和那些充满偶然性的邻人的友善相处，我觉得其中有一种领受过大自然教育的人的宽广心怀。
韩少功：人是大自然的一部分，古人说身体受之父母，其实每一个人都是受之自然。
照整体主义哲学的看法，人只是大自然的一个器官或一个细胞。
把人从自然界连根拔起的生活，就像把一个胃从人体中割出来特别加以供养，那当然很危险，也很愚蠢。
人们关切阳光、空气、水，土地等等，不过是相当于一个胃在关切人体的脑袋、心脏、手足等等，谈不上什么博爱，差不多也是自利。
人们珍爱和保护自然，是一种识大体和可持续的自利。
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态度是最高纲领的利己，同时是最低纲领的利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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