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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至少维持自己人格的一致，这种幻想包藏着某种隐蔽的危险。
它并未超出“文革”
赖以发生的传统意识的思维模式，并且掩盖了这样一个残酷的事实：中国数千年大一统的封建帝国从来都不是靠少数人的诡计，而正是靠千百万人的真诚来维持的，当人的素质极低、人格的独立性尚未达到自觉的时候，罪恶永远也不会缺少真诚的或自以为真诚的人来为它服务。
老实说，时至今日，我们“说真话”
已经说得够了，我们要求起码的“不说话”
的权利，即“隐私权”
。
没有隐私权，没有对自己的想法保持沉默的权利，一切真话到头来都是假的，哪怕它是多么真诚地说出来。
只有沉默的权利才有可能使人的一切话语成为自由的“表演”
，成为向真诚的目标迈进的脚印。
沉默的权利比说真话的权利更重要。
也正是在这种沉默的权利中，我们才能建立起一种带有普遍性的忏悔意识，亦即把中国传统的不彻底的、因而是虚假的忏悔精神提到普遍人性的水平上来。
这不是一种在群众大会和官方权势面前捶胸顿足、痛哭流涕的姿态（这种姿态无论怎样“发自内心”
，实际上都是被迫的），而是独自一人的心灵内省；不是那种没有意识到自身的表演性、虚伪性和滑稽性的丑陋表演，而是有意识地对自己表演，就像一个艺术家沉浸于他的自我创造和自我欣赏，全不顾他的作品是否能取悦观众一样。
在这方面，我们也许可以从西方忏悔意识中获得某种启示。
西方中世纪基督教的“原罪说”
无论在今天看来多么骇人听闻（一个刚出生的婴儿就被认为有罪！
），却揭示了这样一个道理：从本质上说，人人都有犯罪的主观可能性，人的自由意志中天生就隐含着犯罪的倾向，在此生此世永远得不到彻底的洗刷。
由于有原罪，一切人（不论帝王还是奴隶、盗贼、囚犯）在上帝面前平等[37]。
当然，这不是说西方基督徒对于达到绝对真诚就彻底绝望了，而是说他们把绝对真诚仅仅看作一种应当热烈追求的希望。
中国人的现实主义精神把绝对真诚当作人预先假定已现实具有的本心、本性，问题只在于如何揭示和发现它、维护它，去掉蒙在上面的灰尘（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而这又完全取决于人的勇气、意愿和态度，所以真诚的意愿和真诚本身是一回事（我欲仁，斯仁至矣！
或：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只要愿意真诚，是根本不费什么力气、马上就可做到的（“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我未见力不足者”
）。
与此相反，西方人却在现实和绝对真诚之间拉开了一个无限的距离。
在他们看来，现实生活中虽然有真诚的意愿，但任何人都不可能做到绝对的真诚；真诚意愿的实现只有抛弃现实生活，在一个无限遥远的彼岸世界中，当人作为“圣灵”
而与上帝合一时，才有希望。
这样一来，整个现实生活就都成了不真实的，人的生活意志从本质上就是虚妄的，人之所以权且活在这个世界上，只是因为心中怀抱有那唯一的希望。
人只是在世上表演。
这样，西方人的忏悔意识就特别具有表演性。
在罗马帝国时代，就盛传着“世界是一个大剧场”
的格言。
而在基督教中，上帝端坐在这个剧场的高处，以他那洞察一切的目光监视和控制着演出的进行。
所谓忏悔，就是抬眼向天，为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所作所为请求宽恕，表示自己没有能力摆脱人世的罪恶，就像一个演员无权篡改剧本一样。
只有上帝才能最终拯救他的灵魂，只有离开人世升往天国，人才能成全他自己。
这种忏悔意识，正是形成西方“罪感文化”
的核心观念，它的最具人道性的表达，就是所谓“托尔斯泰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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