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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事业，既是他个人的事业（荣誉、幸福等），也是一般“人”
的事业，因而也是他的国家、他的民族、他的同胞们的共同的事业（正义、善）。
苏格拉底之死是西方个体主义精神与群体责任感统一为真正完美人格的古典的典范。
不过，除了这种自己对自己负责（为了自身的完善性）的人生态度之外，苏格拉底及其以前的希腊人并没有发展出一种完备的责任理论。
这种责任理论是由柏拉图和斯多葛派才建立和完善起来的。
柏拉图在其《理想国》中规定了统治者（哲学王）、保卫者（武士）和生产者各自的职分，他们分别应当具有智慧、勇敢和节制的美德，一旦做到这一点，他们就体现了最高的美德“正义”
（或公正）。
在柏拉图以前，智慧、勇敢和节制都没有被视为人的一种职责，而只是一些对人自己有利的品质或能力。
柏拉图首先从国家利益出发，把人自己所要求所向望的东西变成了由“正义”
所命令人们具备的东西，把个人意志的追求变成了群体责任的规范。
这时，人的愚蠢、怯懦和无节制（即“过度”
）就不止是对个人自己有害，而且更重要的是损害了国家的利益，破坏了国家的公正与和谐。
这样，智慧、勇敢和节制已不再是一个完整的个人（如苏格拉底）所必须同时具备的品质，而是为了国家而扮演不同角色（统治者、保卫者、劳动者）的强制性分工了。
群体责任感从个体对自己的责任中异化出来，首次成为一种与人的自由意志相对立的道德规范。
斯多葛派则进一步将这种道德规范确定为一种人人应当无条件服从的“逻各斯”
，即命运，并将其内容扩展为自豪、节欲、坚忍、沉着、精明，以及谦虚、高洁、忠实、无惧、平和、宁静等。
与此同时，那最核心、最重要的道德范畴也从柏拉图的“公正”
转移到了“忍耐”
或“服从”
上去了。
如果说，“公正”
（正义）体现了古希腊道德意识的最高层次的话，那么忍耐和服从就成了古罗马人所提倡的最大美德了，它为西方意识形态向中世纪基督教过渡作了一个不可缺少的铺垫。
不过，斯多葛派的忍耐和服从毕竟还表明，古代人是把完成自己的责任当作自己个人的一种特殊品质，即“刚毅”
。
基督教的责任感则把人的最后这一点“自傲”
都摧毁了。
基督教的最高德行是“爱”
，是对一切人的普遍的爱，不但爱那些爱我们的人，也要爱那些恨我们的人。
“爱”
在古希腊罗马不是一种德行，因为它并不给个人带来什么好处，反而经常捉弄人、陷害人，是应当“节制”
的对象；它也不是一种特殊的品质，而是人人都有可能犯的一种错误，它被形象化为一个手持弓箭任意射人（或神）的顽皮孩子。
希腊罗马这种主要是个别的爱（恋爱和友谊），在基督教那里被普遍化和抽象化了，“人人皆兄弟”
的博爱精神并没有爱情所体现的那股强烈的**和欲望色彩，它只是一种理念或信仰，一种应遵守的行为规则和应采取的内心态度。
“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
[130]，这并非一种自发的情感，而是一种责任。
然而，作为一种“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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