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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他为了向中国共产党作出有别于蒋介石的表示，又以代“总统”
的名义饬行政院实行如下七项和平措施：
（一）各地“剿总”
一律改为军政长官公署；
（二）取消全国戒严令；
（三）裁撤“戡建总队”
，归国防部另行安排；
（四）释放政治犯（含释放张学良、杨虎城）；
（五）启封一切过去“戡乱”
期间抵触“戡乱”
法而被封闭的报刊、杂志；
（六）取消特种刑庭，废止特种刑事条例；
（七）通令停止特务活动，对人民不可非法擅自逮捕。
李宗仁在签发七项和平措施之后，认为自己为重开国共和谈是用了心、尽了力的，故又生出一种良心的平衡感。
诚如前文所述，由于他认为自己所倡行的和谈，是败者向胜者主动言和，因此，他又底气不足地发出了这样的自问：“毛泽东是如何看待我主动求和的呢？……”
毛泽东对待李宗仁的态度是早已确定了的，那就是巧妙地利用蒋、桂这一组矛盾，运用打、拉相结合的策略，在分化、孤立蒋介石集团的同时，尽力化解作为敌对势力的桂系集团。
对于李宗仁上台后倡行的重开国共和谈，毛泽东在《评南京政府伪代总统李宗仁任命内阁阁员》一文中就明示了方针：“确实地接受并执行中国共产党的八项和平条件，实现人民所需要的和平。”
唯有如此，李宗仁才能“借此使他们自己获得悔过自新将功折罪的机会”
。
因此，毛泽东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是以上述不变的方针应付万变的李宗仁的。
一月二十四日，毛泽东获悉黄启汉、刘仲华到达北平的消息之后，在他向周恩来、李克农等了解了黄、刘两人的真实身份之后，遂立即起草致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并告彭真、叶剑英电：“可令他们即见剑英，探明来意，以凭处理。”
对于李宗仁提出的重开国共和谈，毛泽东以中共发言人的名义，于一月二十五日发表关于和平谈判问题的谈话，再次重申和谈的方针是：“我们愿意在一月十四日毛泽东主席对时局声明的基础之上和南京反动政府谈判和平解决的问题。”
说到“谈判地点，要待北平完全解放后才能确定，大约将在北平”
。
对于李宗仁任命的所谓五人和谈代表，毛泽东以严厉的口吻指出：“彭昭贤是主战最力的国民党CC派的主要干部之一，人们认为是一个战争罪犯，中共方面不能接待这样的代表。”
借此，又昭示李宗仁等：“我们尚未发表全部战争罪犯名单，去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新华社发表的仅仅是第一批名单，发动内战残杀人民的国民党反动派中的主要负责人员绝不止四十三人。”
接着，毛泽东收到了叶剑英等在北平会见黄启汉，刘仲华的报告。
据黄启汉事后的回忆，由于在“抗战时期，我在武汉、重庆各地多次见过叶剑英同志，这次被接见更使我感到亲切，喜出望外”
。
双方晤谈的内容略谓：
我首先向叶剑英同志表明我的态度，说我虽然是李宗仁派来的，但我还是要站在人民这一边的，绝对不做不利于人民的事。
接着，我把白崇禧在汉口、李宗仁在南京对我讲过的话以及我所知道的有关武汉、南京的情况向他作了反映，并把李宗仁和白崇禧写给李济深的两封信交给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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