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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接着，诸葛恪又实施了一系列让东吴臣民拊掌称颂的德政：
第一，“罢视听，息校官”
。
所谓“视听”
，就是孙权晚年设置的专门监视百官的特务机构；所谓“校官”
，全称是校事官，就是像吕壹那样的特务。
而诸葛恪现在做的，就是废除了所有特务机构，遣散了所有特务。
第二，“原逋责，除关税”
。
就是免去百姓拖欠官府的田赋和捐税，并撤销了境内关隘对过往客商抽取的相关税费。
这些善政的实施，令诸葛恪赢得了朝野上下的一致拥戴，以至“恪每出入，百姓延颈，思见其状”
（《三国志·诸葛恪传》）。
就是说诸葛恪每次出行，老百姓都会等候在街边引颈而望，都想一睹他的仪容。
收揽人心的工作告一段落后，诸葛恪立刻做了另一件事，就是树立权威。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把目标锁定为齐王孙奋。
按《三国志·孙奋传》记载，孙奋这个人比较不守规矩，出镇武昌之后“数越法度”
，于是就被诸葛恪抓来当了典型。
诸葛恪以宗室亲王不宜居住在长江沿岸的军事重镇为由，下令把齐王孙奋从武昌迁到豫章郡（治今江西南昌市），把琅邪王孙休从虎林迁到丹阳郡（治今安徽宣城市宣州区）。
在当时的东吴，武昌是朝廷经营多年的重镇，繁华程度显然远远高于豫章；而丹阳的郡治，则恰恰是在都城建业。
所以，诸葛恪这一表面上一视同仁的举措，其实相当于把孙奋从长江沿岸的一线大城市弄到了靠近山区的三四线小城市，却把孙休从外地变相弄回了京师。
如此厚此薄彼，针对孙奋的意味一目了然。
对此，孙奋当然很不爽，便把诸葛恪的命令当成了耳旁风，愣是赖在武昌不走。
诸葛恪当即写了一封长信给孙奋，在信中软硬兼施，先是苦口婆心地用大义劝说，继而训斥孙奋“多违诏敕，不拘制度”
，最后更是以被赐死的鲁王孙霸为威胁，说：“大王应该深以鲁王为戒，改变自己的行为，战战兢兢，尽力敬奉朝廷，这样就没有什么要求不能得到。
若把先帝的法令和教诲抛之脑后，怀着轻慢之心，那为臣宁可对不起大王，也不敢有负先帝遗诏；宁愿受大王的怨恨，岂敢忘记先帝的威严，而使诏令在藩臣中不能施行呢？这是古今大义，大王也明白其中道理。
福运的降临有一定的根源，灾祸的降临也不是一日而成，若其酝酿时毫不担忧，将来必悔之不及。
假如鲁王早早接纳忠直之言，常怀戒慎恐惧之心，那他就能享受无穷的福运，岂有灭亡之祸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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