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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我们不难得出一个结论：所有正面品质的塑造，都离不开负面境遇和负面情绪。
换句话说，恰恰是负面境遇和负面情绪的存在，给我们提供了人格完善和精神成长的条件，从而让我们获得平常状态下难以企及的成?就。
对此，司马迁早在两千年前，就给我们提供了一系列真实而生动的案例：
“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
（《报任安书》）
周文王受到拘禁而推演了《周易》；孔子遭遇困厄而写下了《春秋》；屈原被放逐，才有了《离骚》；左丘明失明，却有了《国语》；孙膑被截去膝盖，《兵法》才撰写出来；吕不韦被贬谪蜀地，后世才流传《吕氏春秋》；韩非被囚禁在秦国，写出《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都是圣贤们抒发愤慨而写作的。
就连司马迁本人的遭遇，也跟这些古人如出一辙。
汉武帝晚年，将军李陵因兵败被迫投降匈奴，司马迁替李陵求情，结果被汉武帝施加了惨无人道的宫刑（就是像宦官一样阉割去势）。
这样的酷刑给司马迁造成了巨大的身心创伤，也让他感到了极度的悲愤。
不过，如此不幸的遭遇并没有让司马迁变得消沉，反而激发了他与命运抗争的斗志，并促使他最终完成了《史记》这样一部煌煌五十多万言的史学巨著。
弗兰克尔的故事：在苦难中活出尊严
在我们大多数人的生活中，尽管注定会经历一些挫折、打击、逆境、失败、生离死别等，但一般而言，不太可能遭遇那种极大的常人难以想象的苦难。
那么，当我们说人生中的负面境遇也具有正面意义时，包不包括这种极致的苦难呢？如果苦难大到足以让人绝望的程度，我们还能说它具有正面意义吗？
下面来看一则真实的故事，也许能够回答上述问题。
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名叫弗兰克尔，是奥地利的一名心理学家。
德军占领奥地利后，因为犹太人的身份，他和所有家人一起，被纳粹关进了二战期间最骇人听闻的奥斯维辛集中营。
在那里，他几乎失去了所有亲人。
他的父亲、母亲、兄弟、妻子，要么是受尽折磨而死，要么是直接被送进了煤气室和焚尸炉。
他生活中的一切被全部剥夺，所有价值均遭破坏。
在集中营的三年里，他每天都受着饥饿、寒冷、疾病和拷打的折磨，无时无刻不处在死亡的威胁之下。
然而，就是在这种致命的苦难和毫无希望、毫无价值的绝境中，弗兰克尔却顽强地活出了生命的意义，自由地捍卫了人性的尊严。
当身边的难友们纷纷陷入恐惧、麻木和绝望中时，弗兰克尔却凭借自己的心理学素养和一颗强大的内心，发现了苦难对人生所具有的意义，就像在冰封的冻土中找到了一株绿色的幼苗一样。
弗兰克尔认为，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即使是在最恶劣的境遇中，一个人，仍然拥有一种不可剥夺的精神自由，他将其称为“最后的内在自由”
。
也就是说，当你无法改变外在的苦难时，你仍然可以选择面对苦难的态度、以及承受苦难的方式——你可以像行尸走肉一样，意志消沉、充满屈辱地活着，或者在某个夜晚像蝼蚁一样静悄悄地死去；也可以在最困难的环境中，“保持勇敢、自尊和无私”
，并让自己始终保有爱、幽默感和对艺术、自然的审美，从而让内心力量超越外部命运。
即使必须去死，也要“自豪地、而不是悲惨地受难，知道如何去死”
。
为了向世人证明这种“有尊严地受难”
是完全可能的，弗兰克尔在他后来写作的自传《追寻生命的意义》中，举了很多例子。
比如，在当时那种“绝望的、无意义的世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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