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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二器系农民发现并卖出，由调查可知，与其共出的还有一件疑似铜觚的器物，可惜未能追回。
报道者推断应系出自同一墓葬，编号1987ⅤM1，属于二里头文化第四期。
有学者进而认为，鉴于“鼎、觚在已知的二里头三期墓葬中皆不见，所以此墓如确属二里头文化，亦当属四期偏晚，近于二里岗下层时期”
（朱凤瀚2009），“考虑到二里头文化没有使用陶斝的传统，这种新出现的组合方式当是受二里岗文化前身的影响”
（陈国梁2008）。
另有学者指出，该墓所出铜斝，鼓腹圜底、锥足有棱的作风一直延续至二里岗文化晚期早段（李朝远2006），甚至有学者认为这两件铜器已“属于二里岗期商文化系统”
（高江涛2014）。
有学者则干脆将这两件铜器划归“早商一期青铜器”
，认为“早商一期青铜器主要出土于二里头遗址”
，除此墓出土的两件外，还包括出有著名的乳钉纹铜爵的贵族墓1975ⅦKM7。
这些器物上“开始出现简单纹饰”
（袁广阔等2017）。
这些纹饰，的确可以被看作二里岗文化青铜器装饰风格的肇始。
二里头——二里岗过渡期青铜器：鼎与圜底斝（从左至右）
有学者指出，此期铸铜技术上一个显著的变化是，铸造铜容器的复合范由双范变为三范，而上述铜斝和铜鼎，就是迄今所知青铜器中最早的外范采用三范的例证。
这种制造工艺习见于其后的二里岗文化，而出现铜鼎和铜斝的二里头文化第四期“应属于二里岗下层的最早期阶段”
（宫本一夫2006）。
此外，与二里头文化青铜容器铸造相对粗糙的一般情况相比，到了二里头文化四期晚段时，少数器物制作才显得比较精良，注意修整范痕。
众所周知，无论从形制源流还是铸造技术上看，二里头文化与二里岗文化的青铜文明都是一脉相承的，但同时又可窥见阶段性的差异（许宏等2010）。
值得注意的是，大致从二里头文化第四期晚段起，二里头都邑的铸铜作坊开始铸造鼎、斝等以非二里头系统陶礼器为原形的铜礼器，这与此前以爵、大体同时以盉、觚（？）等陶礼器为原形的铜礼器铸造规制有显著的区别（许宏2012）。
而这些器类日后构成了二里岗文化青铜器群的主体，其背后暗喻的礼制的重大变化，颇耐人寻味。
青铜礼兵器，也是二里头文化礼器群的重要组成部分。
属于近战兵器的戈、钺、长身战斧共出土了4件，应当都是墓葬的随葬品。
目前可确认年代者均属二里头文化末期。
其中出土于墓葬75ⅥKM3的曲内戈和长身战斧，应属二里头文化第四期晚段。
从形制、纹饰分析，钺也应属第四期晚段。
另一件铜戈系采集品，原报告归入第三期，缺乏层位学和类型学依据（许宏等2010）。
学者在对青铜兵器的综合研究中，就将商代早期青铜兵器的上限上溯到二里头文化四期偏晚阶段（郭妍利2014）。
从材质成分及刃部较钝等特征分析，这类兵器并非用于实战，而应是用来表现威权的仪仗用器，在当时并未普遍使用。
这是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青铜礼兵器群。
戈、钺在随后的二里岗文化时期继续使用，成为中国古代最具特色的武器。
二里头文化第四期的早、晚段之间的变化，应是发生在二里头都邑的第二次大的礼制变革。
三
能够上升到礼制层面的变革，肯定是非同寻常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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