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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含才不露、不显身手的风格，就是明强，也就是知道如何对待自己的特长，在这个问题上处理得最好的历史人物大概应推范蠡了。
范蠡在助越王勾践灭吴之后，“以为大名之下，难以久居，且勾践为人可与同患，难以处安”
，就激流勇退，放弃了上将军之大名和“分国而有之”
的大利，逮隐于齐，改名换姓，耕于海畔，手足胼胝，父子共力，后居然“致产十万”
，受齐人之尊。
范蠡虽居相安荣，但又以为“久受尊名，不祥”
，乃归相印，尽散其财，“闲行以去，止于陶”
，从事耕畜，经营商贾，又致货累矩万，直至老死于陶。
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范蠡三徙”
。
范蠡之所以辞官退隐，就是考虑到不要让尊名大利给自己带来身家性命之忧。
事实上他的考虑是有道理的。
与他共扶勾践的文种就因不听范蠡的规劝接受了越国的尊荣大名，结果死在勾践手下。
说到底，像顺宗、范蠡这样处理名位的方式，都是为了形式上放弃之后，更永久地保有它。
3.曾国藩将明强思想用于实践
曾国藩饱读史书，对历史上这种因显示才能而招来杀身之祸的例子早已了熟于胸，尤其是身处官场，又值乱世，各种激烈的矛盾冲突随时会把自己卷入漩涡。
因此，曾国藩无论是在官场，还是在带兵之际，都时时提醒自己要小心谨慎，不让自己处在太显眼的位置。
在天京攻破前夕，曾国荃贪功冒进，曾国藩对此忧心如焚，不断寄信给曾国荃，要他审时度势，适可而止，“当时的这一段历史集中体现了曾国藩心中的明强思想。
曾国荃部获得无为州、运槽镇之捷后，距金陵仅二百里，但由于节节分兵守安庆、枞阳、庐江等处，兵力顿显单薄。
咸丰十一年十月十四日，曾国藩奏请准曾国荃回湘募勇六千人，准备再大干一场。
曾国藩在安庆写信至湘乡说：“沅弟不特不能幅巾归农，且恐将膺封疆重寄，不可不早为之计。”
所以望他“迅速回营，不可再在家中留恋”
。
咸丰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清廷由于李秀成进攻上海甚急，谕令曾国荃统带老勇八千名赴沪。
同治元年正月初四，清廷正式任命曾国荃为浙江按察使，“即赴新任”
。
正月二十三日，又“飞催曾国荃将所募湘勇留防安庆，克日督带老勇八千，求援上海，择要堵剿”
。
二月初三，又将曾国荃补授江苏藩司，再次令他速援上海。
接到这些廷寄，曾国藩本也是叫他遵命率师赴援上海的。
但是曾国荃执意不肯去，因为他眼睛盯着的是攻下金陵的功业，心中想着的是充斥金陵的财货。
曾国藩无法，只得听之任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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