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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最引起许多人的注意，而且于生命有危险的，是《与山巨源绝交书》中的“非汤武而薄周孔”
。
司马懿因这篇文章，就将嵇康杀了：非薄了汤武周孔，在现时代是不要紧的，但在当时却关系非小。
汤武是以武定天下的；周公是辅成王的；孔子是祖述尧舜，而尧舜是禅让天下的。
嵇康都说不好，那么，教司马懿篡位的时候，怎么办才是好呢？没有办法。
在这一点上，嵇康于司马氏的办事上有了直接的影响，因此就非死不可了。
嵇康的见杀，是因为他的朋友吕安不孝，连及嵇康，罪案和曹操的杀孔融差不多。
魏晋，是以孝治天下的，不孝，故不能不杀。
为什么要以孝治天下呢？因为天位从禅位，即巧取豪夺而来，若主张以忠治天下，他们的立脚点便不稳，办事便棘手，立论也难了，所以一定要以孝治天下。
但倘只是实行不孝，其实那时倒不很要紧的，嵇康的害处是在发议论；阮籍不同，不大说关于伦理上的话，所以结局也不同。
但魏晋也不全是这样的情形，宽袍大袖，大家饮酒。
反对的也很多。
在文章上我们还可以看见裴颁的《崇有论》，孙盛的《老子非大贤论》，这些都是反对王何们的。
在史实上，则何曾劝司马懿杀阮籍有好几回，司马懿不听他的话，这是因为阮籍的饮酒，与时局的关系少些的缘故。
然而后人就将嵇康阮籍骂起来，人云亦云，一直到现在，一千六百多年。
季札说：“中国之君子，明于礼义而陋于知人心。”
这是确的，大凡明于礼义，就一定要陋于知人心的，所以古代有许多人受了很大的冤枉。
例如嵇阮的罪名，一向说他们毁坏礼教。
但据我个人的意见，这判断是错的。
魏晋时代，崇奉礼教的看来似乎很不错，而实在是毁坏礼教，不信礼教的。
表面上毁坏礼教者，实则倒是承认礼教，太相信礼教。
因为魏晋时所谓崇奉礼教，是用以自利，那崇奉也不过偶然崇奉，如曹操杀孔融，司马懿杀嵇康，都是因为他们和不孝有关，但实在曹操司马懿何尝是著名的孝子，不过将这个名义，加罪于反对自己的人罢了。
于是老实人以为如此利用，亵渎了礼教，不平之极，无计可施，激而变成不谈礼教，不信礼教，甚至于反对礼教。
——但其实不过是态度，至于他们的本心，恐怕倒是相信礼教，当作宝贝，比曹操司马懿们要迂执得多。
现在说一个容易明白的比喻罢，譬如有一个军阀，在北方——在广东的人所谓北方和我常说的北方的界限有些不同，我常称山东山西直隶河南之类为北方——那军阀从前是压迫民党的，后来北伐军势力一大，他便挂起了青天白日旗，说自己已经信仰三民主义了，是总理的信徒。
这样还不够，他还要做总理的纪念周。
这时候，真的三民主义的信徒，去呢，不去呢？不去，他那里就可以说你反对三民主义，定罪，杀人。
但既然在他的势力之下，没有别法，真的总理的信徒，倒会不谈三民主义，或者听人假惺惺的谈起来就皱眉，好像反对三民主义模样。
所以我想，魏晋时所谓反对礼教的人，有许多大约也如此。
他们倒是迂夫子，将礼教当作宝贝看待的。
还有一个实证，凡人们的言论，思想，行为，倘若自己以为不错的，就愿意天下的别人，自己的朋友都这样做。
但嵇康阮籍不这样，不愿意别人来模仿他。
竹林七贤中有阮咸，是阮籍的侄子，一样的饮酒。
阮籍的儿子阮浑也愿加入时，阮籍却道不必加入，吾家已有阿咸在，够了。
假若阮籍自以为行为是对的，就不当拒绝他的儿子，而阮籍却拒绝自己的儿子，可知阮籍并不以他自己的办法为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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