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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是文人中的特殊一族，我认识的一些写诗的人，多多少少都有点可爱也可嫌的毛病，说不出在什么地方，有与凡人不同之处。
所以，诗人之死（当然不是全部），也往往有别于常人。
好像诗人死得和大家差不多的话，就俗了。
倘不将其死，死出新鲜花样，对不起广大观众和读者似的。
晋人南渡，讲究门阀等级制度的社会未变，谢灵运成年后，袭其祖职，“封康乐公，食邑三千户”
，由于这样一个优裕的贵族世家的环境，又有这样一个渊源有自的家族文化背景，养成他根本不把别人放在眼里的傲慢，称得上是个自由不羁、放任奢豪、为所欲为、无所顾忌的名士派。
尤其他跟皇子刘义真的关系匪浅，算得上是铁哥儿们，这样他就成了隐则自诩为山中宰相，出则进入宫掖为太子宾客；在家田连阡陌，富甲一方，在官率意而为，放任行事的特权人物。
比起不得不向人家讨酒喝的陶渊明，他狂的资本可是多得多了。
史书称他“车服鲜丽，衣裳器物多改旧制，世共宗之”
（均见《宋书·本传》）。
“每出入，自扶接者常数人，民间谣曰：‘四人携衣裙，三人捉坐席’是也。”
（《宋书，五行志》）尤其“好为山泽之游，穷幽极险，从者数百人，伐木开径，百姓惊扰，以为山贼”
（《资治通鉴·宋纪四》）。
这样的奢靡浮华，享乐腐化，行为不检，扰民生事，谢大诗人的狂也不免太过分了。
狂狷，也是文人性格的一种，但无节制，便会膨胀，他当然不满足于这种仅仅是阔绰的生活现状，因为他“文章之美，与颜延之为江左第一，纵横俊发，过于延之”
，这些名气，声望，成就，加上自负，那根诗人的神经，就开始发热起来，渐渐不安于位，总是讨价还价，“自谓才能宜参权要，常怀愤邑”
，一门心思要做官，而且要做大官了。
其实，诗人最好的状态，就是做诗，一旦想得诗以外的东西，常常会出问题。
于是，他插手刘宋政权的最高层的接班矛盾，《资治通鉴·宋纪二》载：“南豫州刺史庐陵王（刘）义真，警悟爱文义，而性轻易，与太子左率卫谢灵运，员外常侍颜延之，慧琳道人情好款密。
尝云：‘得志之日，以灵运，延之为宰相，慧琳为西豫州都督。
’”
能够得到皇储如此明确的许诺，可见他在宫廷斗争中卷入之深。
凡错误地估计客观形势的人，总是先对自己的估量错了。
诗人根本不知道自己吃几碗干饭，认为他不仅现在能左右局面，而且将来能决定局面，不是现在伸手就能得到东西，而是将来不用伸手也能得到东西。
他不但做现货，还做期货，因为他把宝押在庐陵王这位好朋友身上。
谢灵运热衷于仕途，可又不精通官场运作；喜欢搞政治，可又不谙朝中形势；习惯于人家来巴结他，可又不懂得强者第一的森林法则，因此，一个过于天真，甚至幼稚的诗人，哪是职业政客的对手呢？“大臣徐羡之等恶义真与灵运等游，义真故吏范晏从容戒之，义真曰：‘灵运空疏，延之隘薄，魏文帝所谓文人类不护细行者也，但性情所得，未能忘言于悟赏耳。
’于是羡之等以为灵运，延之构扇异同，非毁执政，出灵运为永嘉太守，延之为始兴太守。”
将他逐出建康，外放加之黜降，未足以使谢灵运清醒。
紧接着，刘义真为诗人朋友说好话的结果，连这位候补皇太子也弄到京城之外当散王了。
如此严重的事态，谢灵运照样在游山玩水，吃喝玩乐。
他还发明出一种登山用的旅游屐，一头高一头低，上下山时颠倒穿用，十分方便，可见他并不把刘义真，其实是他的靠山，在宫廷中的地位下降，当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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