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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出身论”
，“唯成分论”
，“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
等等，就是这种封建意识的延伸。
其实，谁都知道，革命的目的，本是追求平等，本是要消除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现象，但在一些人脑海里，封建余毒未能彻底肃清，到了“文革”
，极左思潮便泛滥成灾，遗患无穷。
由此可以想像南北朝时代，那些出身豪门贵族阶层的士大夫名流之流，该是多么地自以为了不起，多么地神气活现，蛮横跋扈了。
也许官没有几大，钱没有几多，势也没有几强，但自以为有资格公开地或打心眼里看不上平民阶层的人，不但耻于为伍，不通往来，以示清高；甚而至于界限严格，泾渭分明，不能同坐在一条板凳上。
这一点，连齐武帝萧赜也为他抱不平。
“僧真容貌谈吐，雅有士风，武帝尝目送之，笑曰：‘人生何必计门户，纪僧真堂堂，贵人所不及也。
’”
然而，即使皇帝说了，也不能去掉纪僧真这份上不了台盘的心结。
中国人从古至今，为这种莫名其妙的出身负担，不知增添了多少苦恼？纪僧真那个时代，一个非名门望族出身的人，在官场或学界，总有抬不起头来的感觉；到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后，三代贫农、血统工人又成了香饽饽，知识分子定为臭老九，人人得以再教育；改革开放以后，政策务实，讲求进步，于是，一个人的经济实力或者一个人的知识能力，成为具有发言权的衡量标准。
这样，过去只拥有出身成分的优越感，在政治上占优势的人，显然发现自己发出的声音，大不如以前那样响亮而语惊四座，于是对变化中的中国持摇头态度，恐怕就是这种失落的逆反心理了。
但仔细想想，也没有多大道理。
其实，不管好出身还是不好的出身，是红马褂还是黑马褂，自己是几斤几两，实质是不会大变的。
红五类，既无必要为之骄傲，黑五类，也无必要为之自馁。
可是，社会风气会形成一种习惯势力，对人的心理会产生出催动和挤压的功效，而往往不能自拔。
我记得，“文革”
初期，红卫兵初起时，凡出身于高干、革干、普通工农和五类分子的子弟，谁入、谁不能入、谁戴什么质地的袖箍，都是以家庭出身来区别的。
入者，全国串联，狠批猛斗，气宇轩昂，革命小将；不入者，心灰意懒，没精打采，自感形秽，革命对象。
这一切，说明一旦潮流涌动，不可抑止，就能起到左右人心的影响。
纪僧真又怎么能够完全摆脱世俗的陋见呢？一定要使自己士大夫化，便是他努力奋斗的目标。
这位有士风但非士族，为此感到很遗憾也很痛苦的纪先生，虽然已经给自己儿子娶了一位出身华族的女儿，门望有所改善，还嫌得不很够。
仗着与皇家过从甚密的老关系，终于向齐武帝提出来，希望靠圣上的关系来改变一下本人的状态。
皇帝感到为难：“卿要做什么官，朕可以给卿，但卿定要做士大夫，却不是朕说了算的。”
想了一会儿，“卿何不去找一下江呢！
那位大学士可是士大夫阶层的领袖人物呀！”
《南史》记了一段他去拜访江的经过：“僧真承旨诣，登榻坐定，便命左右曰：‘移吾床让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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