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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章句儒，做老雕虫，拾人牙慧，鸡零狗碎，是算不得大师的。
至于等而下之者，皇帝的新衣，纸上的冰山，厚似城墙的脸皮，吹牛皮不上税，与大师二字更相差十万八千里了。
1056年，已经头角峥嵘的苏东坡方22岁，他的弟弟小他3岁，比之现在那些后生代的作家，还要年青些。
不知道由于什么原因，古代文人早慧者多，而近代作家则偏向晚熟。
且不说外国的普希金、莱蒙托夫，都在未长胡子以前，就写出了传诵一时的名篇，仅以中国的李贺为例，孩提时，就写出《高轩过》一诗，令韩愈吃惊。
李长吉死时才三十出头，还不到退出共青团的年龄。
可他在唐代诗坛的重要位置，已经牢固地奠定，为公认的大家。
可时下许多同样年纪的后生代作家，尚在暗中摸索，不得要领。
好一点的，充其量，也只处于小试牛刀的发轫期，连圈子里的人，也未必知名。
大概如今时行大器晚成，不到五十岁，或略超半百；尚冠以青年作家头衔者，不算稀奇。
过了而立之年，还称之为新生代，或后生代作家者，也属正常，以此类推，苏东坡就该是儿童团作家，李贺只能算幼儿园作家。
我想，造成这样现象，有许多因素。
但缺乏像欧阳修这样奖掖后进，发现新人的大师级人物，恐怕是相当重要的原因。
韩愈就了不起，他听说李贺那小孩子有特异才华，亲自登门。
后来，李贺考试，因避父讳，取消报考机会，韩愈专门写了文章说明讳无必要，做他的思想工作。
正是这些大师的关怀，李贺的禀赋才得以发挥出来，成为诗中鬼才吧！
所以，韩愈说，不怕没有千里马，而怕没有伯乐，这句话是有道理的。
当然，有可能在一定的时期内，硬是没有伯乐出现，或出现了他也不干伯乐的事，尽去沽名钓誉，尽去风花雪月，尽去捞一官半职，那也只能无可奈何，就靠千里马自己去驰骋了。
但千万别碰上一位非伯乐，却装作伯乐的家伙，“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尽其才，鸣之而不能通其意，执策而临之曰：‘天下无马！
’”
那就该倒霉大了。
韩愈
但真正的伯乐，如欧阳修者，在读到苏轼的文章以后，给梅圣俞的信中，抑制不住自己的兴奋之情，“取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一头地也。”
一个在文坛扛鼎的大人物，会为一个年青作家的出现，高兴到甘愿为他让路，这种大公无私的精神，还能找出类似的第二人么？宋人朱弁，在他的笔记《曲洧见闻》里提到：“东坡之文，落笔辄为人所传诵，每一篇到，欧阳公为终日喜。
前辈类若此。
一日，与其子论文，及坡公，叹曰：‘汝记吾言，三十年后世上人更不道着我也。
’”
从这里，我们更看到他那宽大的心怀，深情的期勉，以及对于年青人成功的喜悦。
若是能得这样大师的惠泽，岂不也是一种难得的幸福嘛！
大师的预见没有错，朱弁接着写道：“崇宁大观间，海外诗盛行，后生不复言欧公者。
是时，朝廷虽尝禁止（苏轼文字），赏钱增至八百万，禁愈严而传愈多，往往以多相夸。
士大夫不能读坡诗，便自觉气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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