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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服者反过来为被征服者的优势文化所征服，中国历史上这幕常见的话剧，不厌其烦地又搬演了一次。
到了魏孝文帝元宏，走得更远，连自己祖宗的姓氏也改了，拓跋改为元，实施了全盘的生活上的中原化，甚至禁止用胡语，“断诸北语，一从正音。
其年三十以上，习性已久，容不可猝革，三十已下，见在朝廷之人，语音不听仍旧，若有故为，当加降黜”
。
禁止穿胡服，“昨望见妇女犹服夹领小袖，卿等何为不遵前旨？”
而且“魏主雅重门族，以范阳卢放，清河崔宗伯，荥阳郑义，太原王琼四姓，衣冠所推，咸纳其女以充后宫。
陕西李冲以才识见任，当朝贵重，所结姻亲，莫非清望，帝亦以其女为夫人”
（以上均见《资治通鉴》）。
直到这个时候，拓跋氏政权才完全摆脱了早先的落后愚昧状态。
而且，还要将山西大同的首都，迁到洛阳去，那些贵族死赖着不走，其中的坚定顽固保守派，过去凭藉武力，为所欲为，如今却要受汉人官员的制约。
嫉恨文明的同时，作为战胜者，就要进行残酷的报复。
拓跋氏以人数不多、文化低下的游牧民族，统治人多地广文化较高的汉族地区，不得不使用汉族的官吏、士族、和文化人，但又十分忌畏这些文化教养高于他们的被统治者。
于是，猜疑忌畏，动辄问罪，大张挞伐，殃及无辜，便成为文化低下的主子们的发泄肆虐的手段。
北魏崔浩的悲剧，就是这样产生的。
杀他的同时，不但“诛清河崔氏无远近”
，连“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皆浩之姻亲，尽夷其族”
。
一下子，就把那些名门望族，比拓跋氏文化层次要高得多汉人，一网打尽。
因此，劣强而汰优，便是野蛮战胜文明的苦果。
现在回想陈寅恪那样的大学者，在“文革”
期间受辱于无知的群众，也就不以为奇。
凡落后者，无不反对开化；凡愚昧者，无不仇恨文明；凡文化处于低下状态者，无不对拥有文化的人嫉恨不已。
好一点的，采取戒备疑惧的态度，糟一点的，就是敌对仇视，除之而后快。
这些人手中，一旦握有生杀大权，他的第一假想敌，就必是知识分子无疑。
哪怕知识分子已经匍伏在他面前，输款纳诚，三跪九叩，吾皇万岁万万岁。
他也不放心，视那个磕头如捣蒜的文化人，为首先要防范的阶级异己分子。
所以，在中国封建社会里，文化要想发展，主要因素是统治集团不那么与知识分子为敌，次要因素是社会的相对稳定。
若两者俱备，就出现汉唐文化的辉煌气象。
若兵荒马乱，遍地哀鸿，征战厮杀，民不聊生，如果统治者不跟知识分子太作对的话，如晚唐，如南宋，文化发展也不至于完全停滞。
要是像秦始皇那样焚书坑儒，赶尽杀绝的话，哪怕天下太平，五谷丰登，也会出现全国范围里的万马齐喑局面。
最眼前的例子，就是“文革”
中把作家都关进牛棚的时候，一个个领教无产阶级专政，唯知检讨悔过，低头认罪，苟延残喘，但求活命，哪里还有功夫为文学兴灭继绝呢？所以，还真得感谢浩然先生，否则，那十年，在文学史上，就彻底空白了。
所以，文化的兴废，艺术的枯荣，文明的发展与倒退，知识分子的生死存亡，全系于统治者的一念之间，确实是数千年中国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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