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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写毕，赴法场，刀起处，人头落。
这一年，是元嘉十年（433），谢灵运仅四十九岁。
他要多活几年，其成就一定大大超过才高八斗的曹植。
诗人，是文人中的特殊一族，我认识的一些写诗的人，多多少少都有点可爱也可嫌的毛病，说不出在什么地方有与凡人不同之处。
所以，诗人之死（当然不是全部），也往往有别于常人。
好像诗人死得和大家差不多的话，就俗了。
倘不将其死，死出新鲜花样，对不起广大观众和读者似的。
这样，俄罗斯第一诗人普希金，死于决斗；第二诗人莱蒙托夫同样，也死于决斗，就不值得奇怪了。
事实也证明，你也许记不住他们的诗句，可记住了他们的死，这种奇特方法的死，比他们写过的那些诗，更加脍炙人口。
这两位外国诗人，一因老婆被别人睡了，绿帽子戴得很不舒服；一因面子上很觉坍台，被贵族奚落得颇不受用。
“斯痛久已忍”
的爆发，很容易趋向极端。
要是碰上写小说的，写散文的，就不会有这种过激反应，我当“右派”
二十二年，一条随便什么样的狗，都趴在我头上拉屎撒尿，又如何？不也强忍下来。
可俄国诗人咽不下这口鸟气，是可忍，孰不可忍，于是拔出枪来，向对方叫阵。
写诗是诗人的强项，玩枪（包括玩政治）未必就是高手，一按扳机，人家毫毛没掉一根，自己却当场饮弹身亡，死便成了诗人最后的一首诗。
比之洋诗人，国产诗人要孬种一些，从古至今，敢于诉求于决斗，来解决“斯痛久已忍”
者，绝无仅有，甚至如谢灵运，跟最高当局来一个公然不卖账者，也颇为罕见。
说来可怜，中国文人习惯于自杀和被杀，宁肯磕头如捣蒜，缺乏“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的精神，宁肯写检查把自己描绘成一个王八蛋，就是不敢有于抗争中“吾与汝俱亡”
的勇气。
我一直想，这可能与屈原开了这个软弱的头有关。
三闾大夫甚爱楚国，而楚国不甚爱他，失落之极，哀怨之极，想忍下去，忍不住，想做什么，做不了，一个人在汨罗江边徘徊来，徘徊去，希望楚怀王在最后一刻，派个通讯员来，请屈大夫回都城去高就（这是中国文人永远的梦），那也就可以不死。
偏偏路上不见有来人的影踪，于是，采用自沉之道，一死了之。
中国的第一诗人如此这般地死，中国的第二诗人李白，岂能不如法炮制，果然他也采取了同一手段，你说巧也不巧？李白，与屈原同样，也怀着这个永远的梦，东奔西走，干谒，投诚，示忠，效劳，但均不甚得意，很想做点建功立业的事情，结果不但没得到他想要的，还差点搭上自己身家性命。
后来，赦免了，从夜郎放回，放回又如何，年事已高，诗坛没有他的戏，或许无所谓；政坛没有他的戏，他可真是很在乎的。
那晚，酒也喝高了点，就决定走前辈那条不归路。
船行江心，他在月光下，看到江水中自己的影子，告诉船夫说，你看你看，老朋友来接我去荣华富贵了。
说罢，扑通一声，跳下水去。
中国第一号和第二号的大诗人，同是自沉，又死出一个相似而不尽相同的场面，一个在绝望中死，一个在希望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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