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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回过头去看我们那段苟延残喘的历史，既不必为之感到羞愧，也不必以此为本钱，喋喋不休，没完没了，好像逮到了一个有把的烧饼，那可就是当真的发贱了。
应该说，正是这种大家并未相约、共求不死的信念，加之“蝼蚁尚且贪生”
的本能，十年过后，统计下来，除一两位，两三位，实在熬不过来外，都奇迹似地挺了过来。
那场史无前例的“文革”
作俑者，恐怕始料未及的，乘兴而来，败兴而去，最后落一个死的死、亡的亡、抓的抓、关的关的结果。
于是应了一句“笑到最后，才是真笑”
的法国谚语，修理人者未能笑到底，于是，只好让被修理者笑了。
我记得，七十年代末，一次全国性的文艺界大聚会，在人民大会堂，许多被整得九死一生者，劫后重逢，发现不但自己活着，别人也一个个都活着，那额手相庆的场面，虽有点滑稽，但足以说明“好死不如赖活着”
的生存哲学，不但是明清之际“士”
的立身之本，也是后来的知识分子在各项政治运动中的不倒之术。
事实证明，对于士大夫的修理，虽然见效一时，而无恒久的功能。
从长远的历史角度来看，最后绑在耻辱柱上的，常常是貌似强大的修理人者，而非软鸡蛋式的被修理者。
所以，商末孤竹国的伯夷叔齐，耻不食周粟，饿死在首阳山。
虽然在正史上，是以肯定的口气来叙述这哥儿俩的原则立场，但这种其实是挺傻帽的行为，在后来的知识分子眼里，是不以为然的。
只有那些非常一根筋，特别认死理的“士”
，才认定天底下都像华山那样，只有一条路好走。
方孝孺，恐怕是中国最后一位伯夷叔齐式的知识分子。
他，只有选择死之一途。
其实，就在方孝孺的明代，读书人也并不那么傻了。
朱由检在景山上吊，陪他死的只是贴身太监，没有一位知识分子为之殉难。
那个钱谦益本来想跳水赴死，效忠崇祯的，可是一摸湖水太凉，就不想成仁了。
那个龚鼎孳也想以一死回报君王，可是想到漂亮的小老婆马上要被别人搂着，便打消死节的念头。
所以，方孝孺在朱棣攻下南京、建文帝自焚以后，惟求速死，在这两位江左名流眼里，自是不识时宜的方巾迂腐了。
因为，他本可以不死，有一个叫道衍的和尚，很为他在朱棣面前说了情。
“先是，成祖发北平，姚广孝以孝孺为托，曰：‘城下之日，彼必不降，幸勿杀之。
杀孝孺，天下读书种子绝矣！
’成祖颔之。”
（《明史·方孝孺传》）
这个保方孝孺的姚广孝，可不是凡人。
燕王朱棣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夺他侄子朱允炆的江山，某种程度上说，这个和尚所起的作用是决定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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