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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人之可恶，可恨，可怕，由此可见。
话说回来，文字狱，不是中国的特产，外国也有，统治者不大喜欢与他作对的文人，这一点，全世界都差不太多。
法国的作家左拉，为受诬陷的军官德莱福斯鸣不平，写了《我控诉》一文，被军事法庭定了罪。
他在将要关进牢房服刑前，逃亡英国，隐名埋姓，这是很典型的外国文字狱。
自秦始皇起，统治者对于知识分子，从来采取敏感、在意、防范、警觉的态势，到了明、清，这根弦绷得更紧，疑惧、猜忌、排斥、仇视，形成了一种病态的过分反应。
文网森严，文祸丛生，动辄就拿知识分子开刀。
一谈文字狱，通常指明、清两代对于文人的迫害。
所以，这两朝的知识分子，诚惶诚恐，抱戴罪之身，磕头捣蒜，惟求皇恩浩**；一个个如履薄冰，战战兢兢，日子特别不好过。
不知道什么时候飞来天外横祸，即使死了，还会拖出棺材戮尸。
所以，谁敢不夹着尾巴，低头做人呢？
明代第一个开整知识分子之风气的是朱元璋，这个出身和尚、当过流氓的皇帝，以现代医学观察，他的精神状态是很不健全的。
定都南京以后，可能与他早期为流氓无产者时受压迫的经历有关，养成了对文化人绝对是偏执狂的仇恨。
老觉得知识分子是不可靠的异己分子，老觉得他们看不起自己的大字不识两斗，老觉得腿上的泥巴和手上的托钵是他们的嘲笑目标，因此，他兴起的文字狱，令人防不胜防。
凡是与“僧”
，与“贼”
同音同声可以附会的文字，如“生”
，如“则”
，其实风马牛不相及，但他不行，像西班牙的斗牛见到红披风一样，马上暴跳如雷，一拍御案，推出午朝门就斩。
解放前，我在南京剧专读书，学校离明故宫颓址不远，一想到那些连掉了脑袋也不明白何以砍头的文人，真感这种纯属个人的感情用事而制造的文字狱，死者实在太冤了。
清代第一个开整知识分子之风气的是玄烨，庄廷私刻《明史》案，也是清代文字狱的第一案。
虽然，康熙的文化程度，比朱元璋不知高多少倍，但是，他也有西班牙斗牛的那块特别忌讳的红披风，谁要不识好歹地刺激到他的禁忌，就会有没顶之灾等待着你。
如果说，和尚、流贼、泥腿子出身的朱皇帝，耻于别人提及他不光彩过去，那么，满族主子康熙，更在意非议他是窃主中华的异族政权。
朱皇帝的文字狱，应该属于比较低级趣味的挑剔找碴，透出一股无赖气。
而康熙挑起的文字狱，就是高层次的挖空心思了。
庄廷一案，他所以大张挞伐，大开杀戒，就因为碰到了异族非正朔的敏感问题。
修史一事，新政权是很忌讳的，官方早于顺治二年（1645）就设立《明史》馆，固然是为了总结前朝的成败得失，更主要还是为了新政权御临天下、一统江山的需要。
作为外族统治者，如何抹去残酷屠杀的可耻记录，如何修改对于自己以往的不利记载，如何证实其统治中华的合法合理，这一切，绝对要求舆论一律的。
因此，私人治史，自说自话，很大程度上具有相当风险。
如受庄案牵连的查继佐，他著的《罪惟录》，一直在夹壁墙里藏到辛亥革命后才公诸于世。
可见庄廷想在这个危险领域，捞到些什么，明摆着是在讨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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