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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焚稿的场面，对于以文为生的人来讲，当不是什么陌生的镜头。
好在这世界对苏轼来讲，还不至于太绝望，至少在他被捕的当时，所有人都躲得远远的时候，还有人挺身站出来，并不避嫌的，这实在是难能可贵的支持了。
“予得罪于吴兴，亲戚故人皆惊散，独两王子（立、敏）不去，送予出郊，曰死生祸福，天也，公其如天何！
返取余家致之南都。”
不但亲自为他送行，还照顾他的家属。
《宋史·鲜于冼传》载：“元丰二年召对，命知扬州……苏轼自湖州赴狱，亲朋皆绝交。
道扬，冼往见，台吏不许通。
或曰：‘公与轼相知久，其所往来诗文，宜焚之勿留，不然，且获罪。
’冼曰：‘欺君负友，吾不忍为。
以忠义分谴，则所愿也。
’”
这位太守宁肯担风险，也要招待一下犯了错误，被押往京师而路过他治下的一位老朋友，这种古道热肠，就绝不是那些小人所能理解的了。
受他这次案件牵连的人不少，驸马王诜因来往甚密，被削除一切官职，司马光、范缜等被罚铜二十斤。
还有一位王巩，这个一向生活奢侈，连外出旅游，也要让仆人带着自家的佳酿，决不肯在村店野肆喝酒的贵公子，也被发配到荒僻的地方。
苏轼后来在一篇文章里写道：“饥寒穷困，本书生常分，仆处不戚戚固宜，独怪晋卿以贵公子罹此忧而不失其正，诗词益工，超然有世外之乐。
此孔子所谓可与久处约长处乐者。”
一个已经失去了一切的人，便不怕再丢掉什么的了。
落寞对苏轼来讲，是不存在的，他的一生，又是何时不曾坎坷，不曾跌跌撞撞的呢？更何况，幸好还有这些划不清界限、决不怕担干系的朋友，与他同在。
要不然，他就一头栽进长江里去了，他是想自杀的，但想到这些友人在为他祝福时，他决定活下去。
这还只不过是他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时年四十四岁的第一次倒霉，八月入狱，十月脱险，责黄州。
但到了绍圣元年（公元1094年），时年五十九岁的苏轼，第二次倒霉，又被贬往惠州。
绍圣四年（公元1098年），时年六十二岁的东坡先生，再一次谪往海南，第三次倒霉。
四年以后，六十六岁，遇赦，再回到中原时，于途中在常州病逝。
苏轼在《观棋》诗里，曾经写下四句话：“胜固欣然，败亦可喜，优哉游哉，聊复尔耳。”
于是我想起我那位老朋友在医院里对我说的，成也罢，败也罢，已经不具备什么实质意义了。
以这样态度对待生活，也就是像苏轼所说的“超然自得，不改其度”
、“杜门默坐，喧寂一致”
的境界了。
能做到热闹和冷清都无所谓，也就置落寞于不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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