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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变法，应该说苏轼从来不是坚定的反对派，他也是一贯主张剔除弊政，力主振兴的改革派。
但新法的措施峻刻，行急伤民，加剧矛盾，制造动乱，对一个积弱积贫的国家，有害无益。
因此，诗人秉着良知，多次上书神宗，不要“求治太速，进入太锐，听言太广”
，以免“欲速则不达”
（《苏轼文集》）。
结果，不听，被迫外调，作杭州通判，先后转知密州、徐州、湖州。
熙宁九年（1076），王安石罢相，他日子也不见好过，原来投机新法的分子，并不甘心失败，继续结党营私，倾轧报复，耿直敢言的苏轼，成了他们的眼中钉。
元丰二年（1079），遂有“乌台诗案”
的发生。
于是，降职贬往黄冈。
元丰八年（1085），神宗病逝，高太后临朝听政，次年改元元祐。
起用旧党司马光执政，苏轼被召回汴京，任起居舍人、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知制诰职，似乎要扬眉吐气了，可他并不因旧派的重用，而改变对于新法有其可行之处的评价。
这位认死理的诗人，主张“校量利害，参用所长”
（《辩试馆职策问札子》），不为主政的司马光所喜。
元祐元年到元祐八年（1086—1093）期间，苏轼遭到新旧两党的夹击，并陷入朔党、洛党、蜀党的无休止纷争中，处境艰难，日甚一日。
于是，自动要求调离京城，跳出是非之地，知杭州，后辗转于颍州、扬州、定州，为地方长官。
绍圣元年（1094），哲宗亲政，新党再度上台，来了一次反复辟斗争，对“元祐党人”
进行报复迫害，苏轼大倒霉，又成当局整肃对象，一贬再贬，到广东惠州，到海南儋州，直到元符三年（1101），宋徽宗即位，大赦，才得以北归。
不久，于归途中在常州病逝，享年六十六岁。
所以，从王安石行新法起，他的命运就卷进了政治斗争之中，每一次重新洗牌，因为他本不是一个转舵飘蓬、朝秦暮楚的投机者，更不是任人俯仰、阿从屈服的应声虫，他宁可“难以追陪新进”
（《湖州谢上表》）一甩袖子开路，也要保持“挺挺大节”
，做一个正直的人，而不肯“稍自韬戢”
（《宋史》本传），自然要被一茬一茬的政敌谋算，而一败再败。
其实，变法之初，苏轼在政坛上，与王安石并不是旗鼓相当的。
如果，王安石只是一位政治家，作为文学家的苏轼，日子也许好过一些。
如果，王安石是政治家，又是文学家，也无妨的，只要在文学的量级上略胜苏轼一筹的话，大师的麻烦会有，也许不至于这样一路倒霉下去。
但王安石之所以十分在乎他，百倍提防他，想方设法压制他，用尽心机排斥他，我认为，是文人的嫉妒心理，使得这位权臣，不但将苏轼视为变法之敌，更视为文学之敌。
一直到最后，他下台了，他的余党，他的精神上的徒子徒孙，还搞了一次文字狱，想借神宗的手，要砍掉他的脑袋。
所以，文人相轻，只是斗斗嘴皮子的事情，而文人相嫉，就很难预料会演变到什么地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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