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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然，他也复古，这是前、后七子一以贯之的主张，但他不像李攀龙那样绝对，“文必西汉，诗必盛唐”
，也不像王世贞那样设限，“大历以后书勿读”
，谢榛要放得开些，他明白，文学是不能太过拘束的，一定要这样，而不要那样，必这样不可，而那样则不可，对于文学的发展，肯定不是坦途。
但是，此公的两大弱点，使他尴尬。
“眇一目”
，尚可配一副墨镜遮掩；不过，嘉靖朝，北京城里有验光配镜之店肆吗？我怀疑。
因此，他只能倚仗自己的诗名，做出独眼龙常有的自负神气，徜徉于京都长安。
但这表面的自信，也难掩其内心的虚怯。
在科举年代里，一个读书人，还是个声名大振的诗人，竟然没进过学，没应过试，是一个无缘于黉门的白衣秀士，这日子不好过。
假如他一天到晚厮混在短裤党里，蓝领阶层，彼此彼此，也许无所谓了。
但他却生活在一个文化精英圈内，确实有点抬不起头来，你可以用“布衣”
自傲，人家却要把你当“白丁”
看待，你也只好没脾气。
明代文坛，派系林立，经常洗牌，重新组合，所以，升沉变化，频繁匆促，甚至来不及一秋风，就“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了。
昨日还兴冲冲的文人，一朝离开那把交椅，就没精打采，像霜打似的蔫了；前一阵不见经传的文人，因缘时会，这一阵红得发紫，竟也能指点文坛，领袖群伦。
王世贞就是最好的例子，他虽是世家子弟，可他年轻时，因为反对权奸严嵩，而弄得老父系狱，冤屈难伸那刻，在诗社早期活动中，其实是个小角色。
谢榛比那个气回山东的李伯承要神气些，一，年纪居长，二，成名较早，三，创社元老，四，估计他颇有公关能力，能够拉来一些赞助，能够在前门外某家酒楼，开个新诗朗诵会，找几个歌星到场助兴，能够在厂甸某家书铺，来个签名售书，找八大胡同的名妓站场，这点银两，他口袋是拿得出来的。
所以，李伯承走后，他顺理成章当了社长和法人代表，那时不用选举，几个人一合计也就行了，估计王世贞一开始会依附于他。
但好景不长，马上受到李攀龙的排揎，这个其实也是贫寒出身的诗人，由于系正途熬到这份功名，是个有级别的厅局干部，很看不上一没文凭、二没职称、三没职务的谢榛，和他的江湖气。
加之，谢榛时不时地对他作品指指点点，倚老卖老，口无遮拦，他很恼火，一气之下，愤而与之绝交。
王世贞站在李攀龙一边，也对谢榛加以摈斥，于是，兴味索然的他，西走秦、晋，再游燕、赵，遂不知所终地客死于出游途中的河北大名。
“奈何君子交，中途相弃置”
，此公的这个感喟，既是自绝，更是自弃。
我在想，他最后的抉择，更多是对于文坛的厌倦，倒具有一点豁达的意思了。
因此，我对“后七子”
的第一首领李攀龙，几乎没有好感，此人的文坛领袖欲太强，是个志大才疏，不安于位，老想搞地震的人物。
在文学上，复古成癖，“高自矜许，诗自天宝以下，文自西汉以降，誓不污其毫素”
，所以，他的诗一乏灵韵，二乏精神，同时代的人也对他多有“抉摘”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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