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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番话，便可了解《四书》的重要性。
而要“讲明”
这部儒家启蒙典籍，朱熹的《四书集注》，便是首选的“教辅”
。
朱的书，有点类似解放后的《干部必读》，也有点类似“文革”
期间的“红宝书”
，属于ABC的入门读物，是封建王朝认定的标准诠释本，是中国的读书人，从开蒙入塾，到进场应试，到上京赶考，到对策御殿，几乎一生都应手不释卷的书。
旧时的莘莘学子，启蒙那天，磕过孔子、孟子、颜回、曾参的头以后，就要磕这位“峨冠博带”
的朱熹的头。
然而，中国人后来的全部不幸，与朱熹的理学，与二程兄弟的道学，有相当大的关联。
清初思想家颜元对宋儒的批判，有过一针见血的说法：“千余年来，率天下入故纸中，耗尽身心气力，作弱人，病人，无用人者，皆晦庵为之也。”
（《朱子语类评》）
这位集伪君子，假道学，正经面孔，花花肠子于一身的朱晦庵，在思想领域中所起到的长期的消极作用，是为害甚广，流毒甚远的。
如果说，汉唐时期的儒学，多少还有一点生命力，而宋以后，至明，至清，儒学，已是一块毫无墒情和养分，毫无生机和活力，只有板结和僵硬，只有迂腐和迂执的死土。
只能起到窒息中国人思想，压迫中国人自由的作用，都是朱熹和宋儒的罪孽。
可怜数百年来，那些不能够，也不允许，更无胆量去冲破桎梏，追求人性的知识分子，不作八股文，不作假道学，不作伪君子，何以为计？
于是，唐和宋，在中国历史上，便是一个在思想上是放，还是收的分界线。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有一次，与日本国池田大作谈起华夏文明。
这位日本学者政治家忽发奇想，问道：“阁下如此倾情古老的神州大地，假如给你一次机会，你愿意生活在中国这五千年漫长历史中的哪个朝代？”
汤因比略略思索了一下，回答说：“要是出现这种可能性的话，也许会选择唐代。”
他为什么选唐而不选宋，因为自汉至唐，中国人的基本主张，为放，向外看。
自从程朱的儒学系统出现以后，自宋至清，中国人的大政方针，是收，向内看。
虽然，元曾地跨欧亚，明曾屡越重洋，清曾大拓疆界，但绝无汉唐向全世界**胸怀的盛世气度。
汤因比，这位伦敦皇家国际关系协会的雇员，更愿意居住在唐代，因为唐比汉，更是中国历史上胡汉混杂，种族融合，与世界交往频密，在文化经济政治宗教各方面更敢往外看的时期。
中土人的大度和器识，西域人的剽悍和浪漫，所凝聚起来的这股敢想敢干、敢作敢为的气度，恐怕是汤因比心向往之的。
一个男人，有这份气度，显得豪迈；一个女人，有这份气度，显得美丽。
一个民族，有这份气度，显得宽容；而一个国家，有这份气度，必定显得气象万千的发达。
汉以这份气度，做大事业，唐以这份气度，有大格局。
然而，到了宋朝，休想再有这等大作为，大手笔了。
为什么，就是因为有了这些理应躺在太平间里，却大摇大摆的，吆五喝六的，像煞有介事而狗屁不是的，坐在尊位上的腐儒。
大师多了，本来就是痛苦，假大师多了，则绝对是灾难。
而假大师兼僵尸者多了，神州就该陆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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