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晴雯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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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大清王朝，小奴才是大奴才的奴才，大奴才是更大奴才的奴才，比更大奴才还要大的奴才，就是在紫禁城里给皇帝当差的文武百官了。
他们面对皇帝，一张嘴，必是奴才二字，然后跪在地上磕头。
当时的中国人，既是所有比自己高一头的那些人的奴才，同时又是所有比自己矮一头的那些人的主子。
但是普天之下，一言以蔽之，大家统统是皇帝的奴才。
一部中国封建史，也是一部中国奴才史。
——“煮豆燃豆箕，豆在釜中泣”
，不仅是中国文人相轻相整的顽疾，也是所有奴才相嫉相残的悲剧。
我记得还存在着“法租界”
和“公共租界”
时的旧上海，租界的行政当局，那些老牌殖民主义国家，是以他们在非洲、印度等殖民地的一贯做法，来统治中国人的。
据老人讲，上海最早引进有轨电车，是分等级的。
洋人坐头等，中国人坐三等。
随后，中国的有产阶级多起来，也被允许坐进头等。
这种既带有种族歧视，更带有等级歧视的做法，是中国处于殖民地时期的阴霾记忆。
等我十几岁时读中学，四十年代，租界没了，可车厢上头等、三等的标志，依然不变。
但是，为什么没有二等？始终是个谜。
我求教一位老先生，他说，上海旧时，除了白种的外国人，还有印度人、安南人和黑人，他们次于洋人，高于国人，他们有资格在头等车的后面，或三等车的前面乘坐。
所以，西服革履者，中式长衫者，为头等车乘客，穿短打者，则为三等车乘客。
其间夹在这些洋人中的有色人种，是谓二等。
我不大相信这种说法，希望有识者能够指点迷津。
上海之有租界，始自前清同治年间，这样算来，乘车的不平等，也有了上百年的历史。
大概“适者生存”
，是人类的一种本能，积久成习，习以为常，也就逆来顺受，竟认作是一种必然的规矩。
好比在门窗紧闭、空气浑浊的屋子里关着，呆久了，也就习惯了缺氧，适应了污秽一样，不觉得有什么不妥，不认为这是岂有此理的规定。
都是纳税公民，都是花钱打票，为什么分三六九等？但中国人当顺民太久太久，中国人的忍受程度也太高太高，于是，上海的老百姓，乘车之前，先确定自己的身份，是上等人，还是下等人，是长衫党，还是短打党，然后确定自己的位置，是上前边的车，还是上后边的车。
上海话里，还有专门奖励明白人、聪明人的褒语，叫“门槛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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