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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哪里是后来那个拼命做官的贾雨村，能说出的离经叛道语言呢？说是出自没落户子弟曹雪芹之口，还差不多。
所以，读贾雨村，应该把他的这些替作者立言的部分，与他的行状分离开来才顺畅的。
曹雪芹找不到别的更合适的人，来宣扬他的要理解像贾宝玉这样独立特行的人的观点，只好借他的嘴讲了。
再说，中国人当中，嘴上一套，心里一套，做起来又是另一套者，实在太多。
做妓女，立贞节碑坊，性泛滥，总一脸正经，讲清高，捞起钱没够，当隐士，常指点人间，所以，贾雨村这种两面行止，读者绝对是见怪不怪的。
在外国原始文学中，常有一个巫师的角色，在那里念念有词地代作家宣喻道理。
我们中国古老的民间文学中，这个角色就被说书人代替。
这位说书人游离于作品故事以外，但却可以随意进入行文之中，讲作家需要直接讲出来的话。
中国的章回小说的写作，到了明末清初，已达成熟的顶峰，完全由口头的讲述形式，过渡到文字表述上来。
这种时不时跳出来，揪着读者耳朵直接灌输的说书人，变得多余了，只剩下“花开两朵，各表一枝”
，“要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这些技术性用语。
而西方小说里的这个说书人，基本是隐而不显的，这是中国传统小说与西方小说的不同处。
于是，曹雪芹要抒发他的这番尊重人性自由发展的宗旨，只好借助于他的人物。
而若是贾府任何一个人物讲出这番话，都会联想到人物自身的特定色彩而影响其初衷。
总不能由贾宝玉自己来讲，选来选去，也就这位与贾府关系不即不离的兴隆街大爷，比较合适。
这和作者借助那位秦可卿托梦给王熙凤，说什么“盛筵必散”
的正经得无可再正经的话一样，都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事。
试想一个青春风流、袅娜多姿的女人，还是宝玉梦中的那位性教育大师警幻仙子的妹妹，还是使宝玉尝试到人生禁果的最早启蒙者，说出唯有荣国公或者宁国公才会想到的一篇冠冕堂皇的正统话语，实在令人匪夷所思的。
正如中国的古典戏剧不大遵守亚理斯多德的三一律一样，完全是属于东方人独特的审美习惯。
京剧舞台上，出来四个龙套，观众必须要把他们想象成一个营、一个团的兵力，或者千军万马才行。
他们相互将手中的木头刀枪，心不在焉地碰一下，口中作吆喝状，就表示已经打过一场战争。
这对外国人来讲，是不可理喻的。
所以，中国的古典小说，也不能按西方小说的程式来要求。
看秦可卿托梦王熙凤的高瞻远瞩，读者不必与“依着警幻所嘱，未免作起儿女的事来”
那些情爱场面相联系；同样，贾雨村说的那些大仁大恶、正气邪气的议论，和他以后怎么从石呆子那里强把扇子夺到手的情节，也是没有必然的关系。
贾雨村风尘怀闺秀
解放后的京剧舞台，渐渐接近现代表演程式，那些破坏观众完整欣赏的陋习很少了。
我记得早年，戏正唱得好好的，上来两位穿短打的，把桌椅抬下场去，或者上来一位跟包，给唱累了的名角一把茶壶，让她喝喝水，润润嗓子。
中国观众就有这种修养，外来的干扰，根本视而不见的。
所以，读到古典小说中这种个别人物的背离真实的现象，是不必太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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