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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炀帝杨广，14年工夫，就把隋朝折腾完。
朱翊钧胡搞48年，大明王朝安然无恙，绝对应该垮而未垮。
他的后人，尤其那个崇祯，不可谓不尽心、不竭力，千方百计想不垮而终于垮了，而且垮得非常之惨。
北京人亲眼目睹，崇祯爷挂在煤山那棵歪脖子树上，一只脚穿鞋，一只脚跣着，其狼狈相可想而知。
1949年我来到北京，那时还叫北平，我在当时已叫景山的煤山上看到这棵歪脖子树，因为它犯过弑帝之罪，用大铁链子锁了起来，以示惩戒。
“文革”
期间，骄横跋扈的某人，一时兴起，将这棵树砍了，那是当然的“四旧”
了。
想不到，她最后也走上崇祯走过的绝命之路，在狱中自缢而亡。
我是不大相信报应这一说的，但她的死与砍这棵歪脖子树，不能不令人产生因果的联想。
崇祯最后被围城中，士兵乞饷，国库拿不出一两银子，他只有张嘴朝王公大臣、皇亲国戚借，可怜哪，大家像打发一个叫花子似的三万五万地给。
想想万历年间那用不完的钱，哪怕想想万历年后的泰昌仍钱淹脚面，要让崇祯不上吊也难了。
虽然西谚有云：阳光之下，没有什么新鲜事。
但我一直认为，万历年间的中国人过得比较滋润，由此推想，他们活得也更加开心。
朱翊钧“廷杖”
起大臣来，也是蛮恐怖的，张居正“夺情”
一案，数十位谏官，无不当场剥光裤子，**屁股，被打得皮开肉绽，奄奄一息。
但他从来不搞“文字狱”
，这实在了不起，在中国几乎所有皇帝中，都患意识形态恐惧症，防文人比防盗贼还来劲儿。
万历这个人，应该说很糟糕，但终其一生，他没有跟文人过不去过，在这一点上，他要比手上沾满中国文人鲜血的康、雍、乾，不知圣明多少倍？
也许这是万历的性格所致，他除去对性、对钱感兴趣外，不怎么关心文学，也不怎么热衷文艺活动。
以当下的网络语言描述，朱翊钧绝对称得上是一位宅男。
除了偶尔视察他的陵寝修建状况外，从不露面公众。
唯一的一次，应该是万历十三年（或十五年）的夏天，因为京城久旱不雨，他亲率数千臣僚，由紫禁城出发，到天坛祈雨，然后又原路返回。
坚持步行，拒绝坐车，要比那些嘴上挂着人民公仆，却以人民父母官自居作威作福者，要尽职敬业得多。
所以，万历年间由于他不管、少管、懒得管，中国文人的活跃可谓空前，达到放肆、放任、放浪、狂放的程度。
从15世纪下半叶，到16世纪上半叶，文化思想之发达，文学艺术之繁荣，人文精神之张扬，人性觉悟之高涨，堪称前所未见；提倡个性解放，摒弃禁欲主张，破除儒学樊篱，冲决礼教束缚，更是闻所未闻。
我相信，人类作为地球上的命运共同体，在其进展的历史长河中，道路不尽相同，步伐未必一致，但必得迈过的门槛，必得经历的洗礼，必得升华的精神，必得付出的代价，是无可回避的。
该来的，总是要来的，也许早一点，也许迟一点，但不会留下时代的空白。
这一场与西方世界同步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文艺复兴运动，也许可能与二十多年不上朝的万历，疏于对文人的“关爱”
，有些什么关联，但并不起决定性作用，文艺复兴运动是全球走出愚昧、走出奴役，随着资本化、市场化逐步发展的必然趋势。
所以，公元1616年（万历四十四年），英国的莎士比亚、中国的汤显祖，相继同年离世，虽是偶然的巧合，却是东西方文艺复兴运动难得合拍同调的注脚。
研究这两位戏剧家的来龙去脉，就会懂得他们同时展现出超人的戏剧天才，似乎是偶然，但也是必然。
第一，是这个时代需要大师；第二，是这个时代催生大师；第三，一个发生着巨大变化的时代，也应该是一个大师辈出的时代。
而决定那个时代会不会、能不能出现翻天覆地的变化，是经济，是财富，是看得见、摸得着的黄金白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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