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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若就纯文学的意义而言，吴伟业和钱谦益，至少是不相上下的。
纪昀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里，对他评价很高，说他的诗“格律本乎四杰，而情韵为深；叙述类乎香山，而风华为胜”
。
清朝赵翼在《瓯北诗话》中，进一步原谅了他：“梅村当国亡时已退闲林下，其仕于我朝也因荐而起，既不同于降表佥名，而自恨濡忍不死，跼天蹐地之意，没身不忘，则心与足迹尚皆可谅。”
要是从道德角度衡量，那么，鼎革之际的表现，吴伟业胜于钱谦益，更胜于龚鼎孳，是毫无疑义的。
但具体到每个人，状况又不尽类似。
钱谦益是一个政治化的文人，深陷政治漩涡；龚鼎孳是一个市侩气的文人，热衷投机转蓬；吴伟业则是一个更纯粹些的文人，生性怯懦，胆小怕事，体弱多病，努力躲开政治，可是政治偏偏不放过他。
这倒也不光吴梅村个人的悲剧，而是中国文人几乎躲不掉的共同厄运。
皇帝老子要是跟你过不去的话，肯定是一竹竿打翻一船人，你在这条船上，想不成落汤鸡也难。
时代要跟你别扭的话，如托尔斯泰所言，在盐水里煮三次，在碱水里煮三次，弄得你人不人，鬼不鬼，也不是没有可能。
不过，钱谦益自寻是非，龚鼎孳自讨没趣，吴梅村在劫难逃，明白这点差别，也就理解他这什么“草间偷活，沉吟不断”
了。
吴梅村的故事讲到这里，对他一生起到了重要影响的两个人，就该出场了。
一位是他的老师张溥，一位是他的亲家陈之遴；前者使他卷入了明崇祯朝的党争，后者使他接受了清顺治朝的征召。
这虽是两起相隔多年，毫不搭界的事件，但就吴梅村个人而言，一是二十多岁时介入党争，二是四十多岁时的仕清三年，都是性格决定命运的必然结果。
如果说，中国的政治家，有附庸风雅的嗜好；那么，中国的风雅文人，也多具有附庸政治的兴致。
张溥为文学家，我记得中学语文课本中，就选有他的《五人墓碑记》，那是一篇相当慷慨激昂的散文。
但他更愿意附庸政治，要当一个政治活动家。
崇祯初年，清除阉党，昭雪东林，言路放宽，政策松动，给了知识分子一点自由，张溥便利用这个机会，成立复社，议论朝政，针砭时弊，雌黄人物，评断是非，俨然有点反对党的味道。
一般来说，文人玩不得政治，即使像张溥这样还玩出一点气候者，最后也以栽跟头而告终，甚至死了也没放过他。
他不明白，皇帝只是在需要知识分子发声的时候，你可以发声，当他不需要你时，你最好闭紧嘴巴，别讨没趣。
历史上那些掉了脑袋的文人，很多都是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以为皇帝多么爱他，而发出声音的结果。
张溥把复社的全部希望寄托在这位弟子身上，而吴梅村也被老师的热忱所推动，一是年轻，二是忧国忧民，三是士大夫要为天下先的精神，使他很快进入状态，站在了朝廷中派系斗争的第一线。
说实在的，他远不是斗士，而且也做不来斗士，可是成功太快，头脑膨胀，难免虚火上升；众人撺掇，高帽戴上，也就冲动行事。
少年气盛的他，一瞬间竟以为自己果然是斗士了。
上书陈词，面折廷争，甚至借着崇祯召对的机会，“进端本澄源之论”
，将政敌狠狠告了一状。
据说，他那一番声情并茂的廷上陈述，大有文明戏中言论小生的慷慨激昂劲头，把小他一岁的崇祯帝，听得入神，为之动容。
知识分子以求自由为己任，自由来了以后，往往得寸进尺，要求获得更大程度的自由。
可皇帝不是慈善家，这只手给你自由的时候，另外一只手也就准备着收回自由。
更何况朱由检是个三翻四覆、夕改朝更的人呢？接着吴梅村从复社被猜疑，张溥被检控，黄道周被贬谪，杨廷麟被外放……风声鹤唳，山雨欲来之势，预感到九朝门内，天子脚下，不是他待的地方。
本不是斗士的他，干脆当逃兵，撤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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