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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购求遗书，而六经始出。
唐虞三代之治始可得而见，甚有功于后世。
吾每于宫中无事，辄取孔子之言观之，如‘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真治国之良规，孔子之言，万世之师也。”
由此可见，朱元璋之读书，之尊孔子，是为了找到治国的良规，舍此，哪怕再好的学问，也会被他弃之如敝屣。
他与刘基的一次谈话，可以证明这一点。
他问刘基：“今天下以平，我们讨论一下国家的生息之道，何如？”
刘基回答：“生息之道，在于宽仁。”
刘基特别点出“宽仁”
二字，其因在于看到朱元璋驭臣太过苛严。
朱元璋当时沉下脸来，回答说：“不施实惠，而概言宽仁，亦无益耳。
以朕观之，宽仁必当阜民之财，而息民之力，不节用则民财竭，不省役则民力困，不明教化则民不知礼义，不禁贪暴则民无以遂其生。
如是而曰宽仁，是徒有其名，而民不被其泽也。”
这段话对刘基的观点进行了严厉的驳斥，也道出了朱元璋驭臣之严的心理原因，乃是为了便利老百姓的休养生息。
自古以来，官与民似乎势同水火。
读书人出仕为官，也分化得极为厉害。
一些人秉持正义，为民请命；而也有人挟权自用，贪鄙无度。
朱元璋看到了这一点，所以对为官者特别苛刻，简直到了“防官如防贼”
的地步。
应该说，他的出发点是好的，也想真正地为老百姓谋求福祉，但因自己耻于六义，难免给后世留下微词。
帝王的学问观，读书观，对当世影响甚巨。
也就是说，他的好恶，直接决定了“读书种子”
的优劣，更决定一个朝代的文运兴衰。
关于学问，朱元璋曾对翰林待制秦裕伯说过一段话：“为学之道，志不可满，量不可狭，意不可矜。
志满则盈，量狭则骄，意矜则小。
盈则损，骄则惰，小则卑陋。
故圣人之学，以天为准，贤人之学，以圣为则，苟局于小而拘于凡近，则岂能充广其学哉？”
很明显，这段话经过文人的修饰。
以朱元璋肚子里的那点墨水，说不出这种文绉绉的话。
但话里头的观点，无疑出自他的思想。
他认为世上的学问都要以圣人为准，而圣人的学问则以天为准。
谁代表天呢？当然是他这位皇帝。
他认为真正有用的学问，就是能够帮助朝廷稳定政局，保固国本。
他对詹同说：“古人为文章，或以明道德，或以通当世之务。
如典谟之言，皆明白易知，无深怪险僻之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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