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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报任安书》里这样评述自己：“仆之先，非有剖符丹书之功，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畜之，流俗之所轻也。”
尽管中国的皇帝，喜欢搞一种文字狱的游戏，动不动把作家的脑袋砍下来，对作家应该是颇不感兴趣才对。
但也许我们中国终究是文化古国的缘故，皇帝自己舞文弄墨想做作家，或挤进作家队伍者，倒也不在少数，这真是一种奇特的文化现象。
一方面整作家，杀作家，收拾作家不遗余力；一方面在皇冠外，再弄一顶作家的桂冠，戴在自己头上。
因此极少有以文盲自诩的统治者，当然也不是没有。
前面提到的汉高祖，一开始很以“马上公”
为傲的，后来，叔孙通给他演习礼仪，他也体会到皇帝的威严，从此尊儒。
随后，这位亭长衣锦还乡，不也写开诗了嘛！
一当上皇帝，好像才气也跟着蓬勃，艺术细胞也来得丰富了。
他的诗《大风歌》也许会被御用评论家喝彩，把他划入豪放派诗人一族中去。
如果当时成立汉朝作家协会的话，那么第一号会员证，则非他莫属了。
曹操也是一个杀过作家的统治者，孔融是他下令杀掉的，杨修死在他的刀下，崔琰也不能逃脱一份死罪，连受刑时不屈服的神态，曹操都恨之入骨。
那位新锐作家祢衡虽不是他杀的，但也因为得罪了他而送给别人去砍了头。
但他自己却是历代皇帝中最称得上是作家的作家，他的才分要远远高于他所杀掉的几位，那些人的作品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他的“对酒当歌，人生几何”
、“何以解忧，惟有杜康”
来得家喻户晓。
但他终究还是有些诗人气质，譬如花钱把女诗人蔡文姬，从匈奴单于手里赎回来；譬如诗人王粲劝刘琮降操有功，褒赏有加；譬如诗人陈琳为袁绍讨操写过批判文章，他捉住了也未杀头，还给了一个书记官当。
所以，他这些对待作家的严厉或宽容的举止，只是个人行为。
而明清两代以文化人为残害目标的文字狱，则纯属彻头彻尾的暴政了。
这些最爱搞文字狱的皇帝，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极无文化者，如小和尚兼无赖出身的朱元璋；一种是极有文化的，如一生写诗，总量超过《全唐诗》总和的乾隆。
这好像也是个规律，若是个无文化者的皇帝，对于文化和文化人，存有一种先天的排斥拒绝心理。
若曾是个不第秀才出身的皇帝，必然有对文化和文化人的疯狂报复情结作祟。
若是个有文化的皇帝，也会产生一种对于文化和文化人的历史疑虑。
这就是曹操的儿子曹丕，中国第一位皇帝文学理论家，给后来做皇帝的人提醒的了。
他在《典论》里提出：“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
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
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身名自传于后。”
他这么一说，一个做皇帝的，还不知道该怎么样对待作家吗？因此，在中国封建社会里，作家的命运如何，御用也罢，非御用也罢，大致是可想而知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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