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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那是一个多么伟大,多么辉煌,在历史上留过多么了不起英名的大人物。
过去的,也就过去了。
若是后来者,仍旧抱着棺材板不放,说相同的话,做不变的事,走一模一样的路,连放屁也是一式的气味,那就只能是一代没出息的侏儒而已,而侏儒是绝成不了气候的。
但他出的焚书这一招,实在够糟、够恶、够讨厌,谬种流传,贻患无穷,不但希特勒学得很是地道,一直到二十世纪的六七十年代,红卫兵小将,也一个个无师自通地成为他的衣钵传人。
那些连笔都握不好的手,在华夏大地上点燃起的焚书之火,不知多少书籍被付之一炬啊!
秦始皇焚书,多少还有些选择,医学的书,农耕的书,是不烧的;而革命小将们的焚书,凡线装书,凡直行排印的书,凡文言文的书,凡外国人写的书,凡他们认为可以归之于封、资、修的书,一塌括子都往火里扔。
这种焚书的极端主义,那才叫干净彻底。
如果嬴政借尸还魂的话,对小将的这份革命洁癖,也会钦佩得无以复加,而自惭不如的。
秦代的书,是竹简,不大好烧,但烧起来,火光烛天,肯定更壮观些,但灰分较大,残留下的灰烬,也肯定会堆积成山的。
据说,在陕西省的渭南市境里,一条叫作“沋河”
的河岸边,至今还有暴露灰层的秦焚书灰堆的遗迹。
在唐代,一位叫章碣的诗人,可能到此一游,写了一首《焚书坑》的七言绝句:“竹帛烟消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
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
这首诗的后两句,脍炙人口,人们常常引用来说明,无论暴政多么持久,高压统治多么严酷,但思想是无法禁绝的,中国文化的生命力,是不会断根的。
秦始皇把书烧了,接下来的汉代,却是继诸子百家的春秋战国后,中国出现的又一次文化**期。
嬴政以后的皇帝,好像悟过来了,焚书无用,焚了还可以再出版,出版了还要再焚,多费事啊!
不如坑儒,把你脑袋摘了,就什么也干不成了。
所以,干脆,治标不如治本,收拾知识分子为上上策,重则杀头,轻则充军,让你写不成书,朕还用得着焚吗?这世上不就只有一个司马迁,敢在受了腐刑以后,还有毅力去写《史记》的嘛;绝大多数的文人,都会为了上保头颅,下保卵子,俯首帖耳地做顺民的。
中国皇帝好焚书者,此后还有过好几位,但都不具秦始皇那种统一思想,传之万世的雄图大略,多为陷于困境中的歇斯底里大发作,纯属玉石俱焚的自弃自毁的行为。
如梁简文帝箫纲,在侯景兵围建康期间,曾经“募人出烧东宫,东宫台殿遂尽。
所聚百橱图籍,一皆灰烬”
。
他的弟弟,梁元帝萧绎在江陵被围城破之日,下令焚烧古今图书十四万卷,其中包括从建康为避兵灾而转移到江陵的八万卷书,梁武帝收藏的内府书画数万卷,统统付之一燔。
昭明太子的这两位弟弟,真可谓一对难兄难弟。
后来,萧绎被北魏俘虏了,有人很奇怪地问他,你干吗要烧书,你不是手不释卷,爱书如命吗?他的回答是:“读书万卷,犹有今日,故焚之。”
王夫之在《读通鉴论》里谈到这件事时,不禁叹息:“未有不恶其不悔不仁而归咎于读书者,曰书何负于帝哉?此非知读书者之言也。”
皇帝焚书,固然十分可恶,但应该看到,在中国焚书史上,他们焚的书,只是冰山可见的一角,而不可见的水面下的那九分之七,全是非皇帝的焚书者,对于中国文化所造下的罪孽,那才是罄竹难书的恶行呢!
就以今渭南市焚书坑所能看到的残留物,何其可怜巴巴;对照近年来发现出来的兵马俑遗址的焚烧规模,再联想史书所载“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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