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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贤亮和丛维熙两位先生，常为自己是否大墙文学之父之叔争论不休，其实，大墙文学之祖，这位刘桢先生倒是当仁不让的。
被政治家这样耍了一下以后，从此，这位文学家还敢坚持建安文人所倡导的“通脱”
吗？所以，文学家想搞些什么名堂，都以适可而止为佳，太自以为是了，罔顾一切，便有物极必反的回应。
假如这反馈是一把悬在头上的达摩克利斯剑，大多数凡人，是不大容易潇洒得起来的。
于是，不但不“通脱”
，甚至拘谨过分了。
曹丕在刘桢死后，与吴质的一封信里评说到他：“公干有逸气，但未遒（强劲）耳！”
看来，在采石场劳改了一阵，不但为人，连文章也收敛了不少，所以魏文帝才有“未遒”
之叹吧？
因此，以后听到有些不知世事深浅的年轻人，不问具体环境，具体条件，动不动指责一些作家，为什么懦弱，为什么不说真话，为什么不顶着枪口上，为什么不杀身成仁？看似义正词严，掷地有声，其实不过是站在干岸上，说风凉话而已。
且不说鼓吹别人去当烈士，那居心之险恶，而自己碰上这样状况，是否也说到做到，是大可怀疑的。
因为这多年来，我很看到一些银样獵枪头的同行，嘴上说得不知多么激昂慷慨，事到临头，骨头比醋焖鱼还要酥软，两脚开溜得比兔子还快者，非止一位。
但愿这些说大话的勇者，能够真正的无畏无惧，文坛也许更有希望一点。
建安文人，最早被曹操用来祭刀的，应该算是祢衡，公元198年就让黄祖杀了，208年孔融弃市，杨修是218年，被曹操以军法处死的。
在这前一年，也就是217年，许都流行了一场瘟疫，徐幹、陈琳、应场、刘桢都未能逃脱，相继去世。
王粲随曹操征吴，也在这一年死在路上。
220年，曹操死，226年，曹丕死。
曹植是建安文人中活得最久的，但到232年，也被他的侄子魏明帝用毒酒害死，于是建安文学便画了句号。
数千年过去，如今谈起建安文人，这些名字还是常挂在嘴上的，“融四岁，能让梨”
，连小学生都知道的。
至于谈到建安文学，在非专业研究者的心目中，只有曹氏父子是居霸主位置的，曹操的“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曹丕的“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
，曹植的《七步诗》（虽然不能证明是他的作品），还能在普通人的记忆之中，占一席之地。
而像出类拔萃的王粲，地位很高的孔融，才华出众的祢衡，他们的作品，当然也很了不起，但很少被现代人知悉。
至于徐、陈、应、刘，他们写的东西，大半失传，如今，只不过是文学史中的一个符号而已。
所以，懂得这一点，也许最后连符号还混不上，多些自知之明，该多好啊！
文学界里那些年纪大一点的，必欲当祖师爷，要众人膜拜；名声响一点的，定要领袖群伦，一言九鼎才过瘾；位置高一点的，就成了容不下别人的把头，称霸排他；资格老一点的，便来不及地给自己建纪念馆，开研究会，树碑立传，立地成佛。
这形形色色的表演，很大程度在于看不大透，才折腾个没完没了。
但继而一想，衮衮诸公的心有旁骛，不在文学上争一短长，而忙于文学外的建树，很大程度由于创作力的衰退，已如阉鸡，无振翅一鸣之雄风，才在这些地方寻找自我。
如果不让他干这个，又能做些什么呢？世界本是舞台，没这些膀大腰粗的、迎风掉泪的、顾影自怜的、哗众取宠的老少作家粉墨登场的话，也就不热闹了。
于是，作为一名观众，不妨莞尔一笑，且看诸公如何把戏演下去就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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