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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向昔日的自己革命宣战，我不惜将数十本从大陆带来台湾，写了十多年之久的日记付之一炬，经过这么一烧，对自己的愚昧方才有一点点觉醒，不禁回想起自己过去所从事过的革命事迹。
二十岁那年，我踏出佛教学院大门，身处局势动**不安及佛教地位低落的年代里，眼见社会种种的危难，耳闻众生痛苦的呼喊，我也像许多热血澎湃的僧青年一样，拥有满腔改革佛教的抱负，有鉴于太虚大师的教产、教义、教理革命，因为没有自己的地盘，以致功败垂成。
所以我与同道们欣然接受南京华藏寺，并且订定新生活规约，试图借此恢复丛林学团的道风，然而这岂是一个经忏道场所能做到的？失败自是在意料之中，这是我生平以来第一次的革命。
一九四九年来到台湾之后，才发现此地佛教地位更是低落，许多佛寺被军营军眷所占住；基督教可以公然到寺院传教，散发传单，但对于佛教的弘法活动却多所限制；至于社会人士谤佛毁僧的言行更是不胜枚举，报纸、电台、电影、小说，甚至教科书中，都有曲解佛教的地方。
当时的佛教徒们大多像惊弓之鸟，连自己是佛教徒都不敢承认，遑论挺身而出，护法卫教。
许多人说这是因为民众多随政商人士信仰基督教有以致之，我却认为：“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唯有佛教徒具有向自己革命的决心，将本身的思想、行为健全起来，积极弘法利生，努力为民谋福，才是振兴之道。
一九五二年，当我以二十六岁之龄，当选为台湾佛教会常务理事时，为了替有为的僧青年在教会中争取一席，以期会务更有朝气，进而促使佛教的迅速发展，我多次直言不讳，抨击长老把持教权，应及早退休。
自己一无建树，却想先反对别人，这样的革命当然注定是要失败的。
是年五月，我应邀驻锡宜兰雷音寺。
由于来台数年之间，目睹佛教徒佛道不分，只知赶赴斋会，祈求福寿，却不知佛法真义，遑论内修外弘，对此我早已感慨于心。
这时又见到寺院佛殿内供奉了一百多尊神像，自忖正好可以借此教育信徒，遂将其全部收藏起来，只供佛像，以正视听。
此举虽然触犯部分地方人士的习惯，幸好我也另有基础，所以才没有被人打倒。
这一次革命的小小胜利对我不无鼓舞之效。
后来，为了出外布教，屡被干涉，我前往治安部门据理力争；因为运用现代声光器材弘法被警察取缔，我也与有关单位周旋到底；对于名伶顾正秋在永乐戏院唱戏诬蔑佛教，我致信抗议。
尽管长老、信徒反对我提倡以歌声弘法，并且以杀害为恐吓，我仍然义无反顾，不为所动。
在亲身经历了这许多佛教制度思想的革命之后，我慢慢地发现自己也和世上的政治家、社会家一样，向别人革命总不可为也，最好是先向自己革命，先去除自己的我执、法执，方足以自利利人，广度众生。
像我初来台湾弘法时，对于当地迷信的习俗深不以为然。
但是后来渐渐发觉，信仰是有层次的，就好比学校分有小学、中学、大学，我何必对每一位初入学的人要求如此严厉呢？其实，迷信比不信要好，回想过去大陆乡村方圆几十里没有一间派出所，维系治安的也往往只是一间寺庙，任何人有了纷争，只要双方当事人在神佛面前发誓，就得到解决。
由于大家具有“举头三尺有神明”
的观念，不敢为非作歹，所以能相安无事。
这说明了迷信也有其效用，比起什么都不信，或误信邪教，迷信至少还有维护善良习俗的贡献。
更何况在佛教的历史上，玉皇大帝、财神爷、城隍爷、关云长等都是护法神；大陆上的佛教学院也经常收留道士就读，我何不效法古圣先贤，秉持包容与尊重的理念呢？经过一番心理上的自我革命之后，我一改过去二分是非的看法，进而从内到外开拓了更宽广的空间。
所以早年我设立的念佛会，往往都是先借用神道的寺院成立，大家和平共存，友爱协助，为宗教融合添增佳话。
我也曾到指南宫参观挂单，并在祈梦室上睡过一宿，甚至我创立的南华大学所聘请的首任校长就是研究道教多年、曾任道学院院长的龚鹏程先生。
自弘法以来，我曾到新竹城隍庙多次讲经开示，也曾远赴马来西亚天后宫多次主持法会。
我不但到过北港妈祖宗圣台弘扬佛法，而且几十年来，我一直想写一首赞颂妈祖的歌词，虽已酝酿多时，可惜尚未完成。
过去在大陆参学时，虽然生活贫困，经常穿着满是补丁的衣袜，但保持整洁威仪始终是寺院丛林的法师们对自己最起码的要求。
来到台湾，我却看到僧侣们足穿木屐，头戴斗笠，身着短衫，手撑雨伞，心中十分不能接受，甚至有些出家人似乎忘了自己是人天师表，不但手拿包袱，满街奔走，而且购物还价，争先恐后。
目睹于此，更是痛心疾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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