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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经常看到同道们外出作完经忏佛事，携回大包小包的供养，而我自己却连购买纸笔的金钱都没有着落，但是我一点儿也不羡慕，因为只有“弘法利生”
才是我毕生的志向。
有一天，我正在提笔写作时，一位常在寺中帮忙的达贤姑走来，苦口婆心地对我说：“法师！
你要去工作，不然你会无饭吃唷！”
后来，我才发觉，每当我埋首读书和撰稿时，寺众都投以异样的眼光。
这也难怪，因为在那个年代里，一般人都不注重摇笔杆、爬方格子的文人。
虽然如此，有识于文字般若对弘传佛教的重要性，我还是笔耕不懈。
我为广播电台撰写广播稿，我为各杂志撰写文章，即使无饭吃，我也心甘情愿！
为了协助东初长老编辑《人生》月刊，我节衣缩食，自掏腰包，购买邮票稿纸，还倒贴车资，前后达六年之久。
为了办好《今日佛教》，我也不惮辛劳，经常往返台北宜兰之间。
多少个夜晚，我为了撰文审稿而通宵未眠；多少次出刊，我为了赶稿送件而粒米未进。
我默默耕耘，不以为苦，因为我已立定志向，心甘情愿为佛教慧命的长存而舍身舍命！
早年，懂得为佛教文化尽心尽力的人实在太少了。
因此，对于愿意助我一臂之力的文人作家，我都尊为上宾，给予种种的款待服务；对于文字有兴趣的初学者，我也不厌其烦地教导他们写作，尽管耗时费力，我也心甘情愿，乐此不疲。
于今，一些出版界的朋友，譬如作家郑羽书想要发行宫廷大内典藏的佛经，我便心甘情愿做不请之友，向台湾故宫博物院院长秦孝仪商借；采风出版社的姚家彦要编印佛教书刊，我也帮助他营销。
甚至当年素少往来的张曼涛以及朱蒋元，我也建议他们出版《现代佛教学术丛刊》和《世界佛学名著译丛》，并且一再赞助他们。
后来，他们财政发生困难向我求援时，我也不计嫌隙，四处为他们筹款不下数百万元，助他们渡过了难关。
当时徒众都不以为然，而我为了佛教文化的传扬，还是心甘情愿，力排众议，抢救了这两套书。
今天这两套书对佛教的贡献，我想是有目共睹的。
从《觉世》旬刊到《普门》杂志，从佛教文化服务处到佛光出版社，从《佛光大藏经》的编纂到《佛光大辞典》的发行，三十年来佛光山文化单位经常入不敷出，然而财务的拮据从未影响我办理佛教文化事业的决心！
过去，我省吃俭用，每到一处，便广为搜集佛教文物；为了节省运费，我抱着沉重的佛像法器、经书圣典，国内国外，上机下机，出入海关，往往引起旁人奇异的眼光，甚至被讥为经商贩卖。
其实，我为了实践自我期许的理想和目标，心甘情愿忍受一切难堪与污蔑。
后来，从台北到高雄，从国内到国外，因为我的努力，近十间图书馆成立了，佛光山、西来寺、巴黎道场的佛教宝藏馆完成了，我的心愿逐渐实现，见到正信的佛教徒日渐增加，虽然数十年来屡赔不赚，还是觉得非常心甘情愿！
我历经动乱纷扰的年代，初来民智未开的台湾时，目睹正信佛教之不昌，更能感受到教育的重要性。
因此，当寿山寺落成时，我便决心创建寿山佛学院，以作育佛教的专业人才。
信众得知之后，无不为我担忧，因为以我当时微薄的财力，光是应付平时的食宿费用，便已捉襟见肘，更遑论其他庞大的开支了。
甚至有人警告我说：“师父，你会因此没饭吃！”
然而想到培养僧才的迫切性，我以为，即使穷苦潦倒，效法武训的乞讨兴学，我也心甘情愿。
因此，我还是坚持办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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