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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当年的我，虽然有心振兴佛教，奋起民心，然而因为经济拮据，所以只得节衣缩食，省下毫厘，累积到相当数目时，才用来购买图书法物；我还撰写文稿，编辑佛教杂志，每当印刷出版，就连夜赶工包装，好让读者及早享受法喜。
为了借教育培育僧才，我在千难万难之下，开办佛学院。
当时老师不好请，我给予各种优惠礼遇，甚至深更半夜伫立在头山门，等候远道而来的外请老师；经费不足时，我到太平间、殡仪馆通宵诵经，以贴补学生食宿支出，我在山下煮面供众，来筹措研究部办学资金。
那时我因为忙于奔波筹款，而没时间去医治腿疾，也忘了背部隐然作痛的内伤，后来竟然不药而愈。
“教运兴亡，佛子有责”
，我的确非仅口说，而是真心把教运的兴衰，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要重要！
我的为教忘己终于感召了一批青年佛子，志愿和我同心协力，共为续佛慧命而奋斗不懈。
刚当上台湾印刷厂的经理吴先生，跟我出家，共创“佛教文化服务处”
，后来随着我南下高雄，帮忙开山辟岭，使我无后顾之忧，那就是佛光山现在的住持心平法师；曾经是宜兰女中高材生的李小姐，负责教务，因为有感于办学的种种辛苦，而发心剃度出家，参与诵经行列，那就是现在美国西来寺开山的慈庄法师；放弃社会高薪工作的张老师，负责佛学院训导，每天在课余时间外出帮忙面包店包装月饼糖果，那就是现在的慈惠法师；慈容、慈嘉也将自己在幼稚园教书所得，全部奉献出来，贴补佛学院开销。
大家在从事教育工作之余，还要编印、校对《觉世》，处理文物的流通，可说是忙得不亦乐乎。
由于我们师徒都有着共同的使命感，以佛教的前途为重，以个人的利益为轻，佛光山以文教为根本，培养不少人才，奠定了厚实的基础，因而得以在三十年间迅速发展。
开山以后，我们应信徒食宿上的需要，陆续建设朝山会馆、麻竹园、檀信楼；应信徒咨询休憩上的需要，设立东禅客堂、信徒服务中心；应信徒信仰上的需要，相继兴建大悲殿、大智殿、地藏殿、普贤殿；最近更应信徒修持上的需要，完成了禅堂、抄经堂、礼忏堂、念佛堂，使得佛光山成为名副其实的四大名山菩萨道场。
就在开山期间，我念及年迈的功德主们多年以来对佛教的贡献，所以为他们兴建佛光精舍，邀请他们来此安养天年；后来附近居民经常将一些失怙的孤儿送来山上，我又发心建筑大慈育幼院来养育他们；接着这个信徒要求我们办一所中学，那个信徒建议我们开一家幼稚园，普门中学、普门幼稚园就这样地成立起来；其他如佛光诊所、万寿园，也莫不是以大家的需要为前提，一一兴设，使得佛光山又成为生、老、病、死都能与诸佛菩萨长相左右的人间净土。
当初我自觉个人不重要，所以纵然经费有限，也设法满足信众的需要，勉力兴建各项设施，不料却使得佛光山更形重要。
所以，我常对弟子们说：“光荣应该归于佛陀，成就应该归于大众。”
正因为时时感到自己不重要，所以我不但在建设上尽量满足众生的需求，在寻常时，也总是竭尽心力，表达对大家的一片至诚。
四十年前在宜兰弘法时，杨锡铭发心为幼稚园画壁画，我整日像学徒一样跟着他，为他准备画笔、颜料、调色板、米达尺，待他休息时，还不忘奉上茗茶鲜果，后来，他被我的诚意深深感动，因而皈依三宝，佛门又增添了一位金刚力士。
才华横溢的《幼狮》杂志主编朱家骏，为我编辑《觉世》、《今日佛教》时，经常工作到深更半夜，我都在旁陪伴，并且为他下面，泡牛奶，准备点心。
他常和我说：“师父！
您先去休息吧！”
我还是坚持等到他完工，才放心回寮。
遇有寒流来袭，我怕他着凉，每次都将自己仅有的一床毛毯拿给他盖。
他有感于我的关怀爱护，不但用心编辑，使《今日佛教》带动了教界杂志的进步，也接引了一批文友来学佛。
十年后，我来到高雄，市姑、六姊（苏陈秀琴）、永记油漆行的张云罔雀、裕隆印刷厂的曾进等人，也都因为我很有耐心地和他们谈论佛法，而结下甚深法缘，从寿山寺到佛光山的开建，迄今三十余载，护法护僧，从不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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