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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七十年代阅读带给我的重量级冲动
二十一世纪初年，有媒体问了我一个问题：让我举出青少年时期对自己影响最深的两本书，只举两本，一本中国的，一本外国的。
这提问有点苛刻，尤其对于写作的人。
这是一个谁都怕人说自己不深刻的时代，如果我讲实话，很可能不够深刻；如果我讲假话，列举两本深奥的书，可那些深奥的书在当时并没有影响我——或者说没有机会影响我……最后我还是决定说实话。
我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是我的少年时代，正值中国的“**”
，那是一个限制阅读的文化贫瘠的时代。
我自幼喜欢写日记，在那个年代也坚持写，只是那时的日记都是“忏悔体”
。
我每天都在日记里检讨自己所犯的错误，期盼自己能够成为一个“纯粹的人”
。
实在没有错误，甚至会编造一点写下来。
就是在这样的日子里，我偷偷读到了一本书，是法国作家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
记得在扉页的题记上是这样两句话：“真正的光明决不是永没有黑暗的时间，只是永不被黑暗所淹没罢了；真正的英雄决不是永没有卑下的情操，只是永不被卑下的情操所屈服罢了。”
这两句话使我受到深深的感动，一时间我觉得这么伟大的作家都说连英雄也可以有卑下的情操，更何况我这样一个普通人呢。
更重要的是还有后面一句“永不被卑下的情操所屈服罢了”
。
这两句话震撼了我，让我很想肯定自己，让我生出了一种从不自知的既鬼祟又昂扬的豪情，一种冲动，想要去为这个世界做点什么。
所以我说，《约翰·克利斯朵夫》在文学史上或许不是一流的经典，但在那个特殊年代，她对我的精神产生了重要影响，我初次领略到阅读的重量，这重量击碎了我精神上的某个死结，同时给了我身心的沉稳和力气。
另一本中国的书，我选了《聊斋志异》。
在那个沉默、呆板和压抑的时代读《聊斋》，我觉得书中的那些狐狸，她们那么活泼、聪慧、率真，勇敢而又娇憨，那么反常规，作者蒲松龄有那么神异、飞扬的想象力，这一切为我当时有限的灰色生活开启了一个秘密的有趣味的空间。
我的一位亲人，在同样的时代背景下，在从城市到乡村接受再教育的岁月里，劳动之余，倚靠着田野上的草垛通读了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列宁全集》，那些大书陪伴他度过了沉闷的青春期。
问他当时为什么读它们，他只说是因为喜欢。
今天想来，类似上述的阅读实在是一种无功利心的自发性之举，因其自发性，所以也没有预设的阅读期待，那不期而至的阅读收获便格外宝贵和难忘。
难忘的还有一种沉入心底的重量，这重量打击你，既甜蜜又酣畅。
二、群体性的阅读兴奋在八十年代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末，随着改革和开放，中国大陆曾经呈现过一种集体性的阅读大潮。
文学首当其冲，率先为压抑太久的国人搭建了一条宣泄情感、寄托热望的通道。
曾经出现过千百万人奔走相告，争读一篇小说的时光；也曾经有人在图书馆把喜爱的、十分抢手的一部几万字的小说手抄下来，为的是可以反复阅读。
这让人想起“**”
中在民间流传的那些手抄本小说：《第二次握手》《一双绣花鞋》，甚至还有大仲马的《基度山恩仇记》……那时你走在街上，看到排队的人最多的地方一定是新华书店。
用如饥似渴来形容当时的中国人对阅读的热望实在是不过分的。
这是一种集体狂欢式的阅读运动，山河依旧，百废待兴，精神世界愈加活泼，阅读的领域也快速扩大。
除了文学，人们还迫切地需要用各种新知识充实自己，武装自己，获得机会，改变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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