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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玄龄回答说：“臣遵旨。”
其实，房玄龄监修国史期间，一直忠心耿耿，依古训而为之。
只是作为一代明君的唐太宗，竟然执意要阅览国史，这不能不使房玄龄左右为难，不让其阅览吧，恐有抗旨不遵之嫌；让其阅览吧，又恐直笔忤了唐太宗，使众大臣遭殃。
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只好将有些史实进行修饰，增添了些浮华虚美之辞，总算将唐太宗的非分要求应付过去，对于一代明君唐太宗来说，迫使房玄龄让其阅览国史，这不能不说是他的一个污点，同时也使得房玄龄多多少少背上了媚上的嫌疑。
由此看来，为君者不可不慎重行事，否则浩繁的史籍上将会多几条不好的记载，还会使得贤臣蒙受心灵的折磨和耻辱。
但值得房玄龄庆幸的是，唐太宗毕竟是一代明君。
后来，唐太宗对房玄龄说：“朕观《汉书》所载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皆浮华无用。
以后，凡上书论事词理甚切者，无论朕听从与不听从，皆当载之，为后世之戒。”
房玄龄说：“陛下圣明，臣心中没有什么忧虑的了。”
在房玄龄的主持之下，唐太宗的起居注写得有声有色，这也与褚遂良等人的密切配合有很大关系。
褚遂良任谏议大夫时，掌管记录皇帝日常言行的起居注，他对房玄龄孜孜奉国的精神非常佩服，时常感叹地说：“古之贤相莫若房玄龄如此奉于国事，真乃今上和大唐的福气！”
在褚遂良的骨子里，也有魏征一样的耿直，常常敢直言犯君，置生死于度外。
贞观十六年（641年）夏四月壬子日，唐太宗又一次要阅览起居注，便对褚遂良说：“卿执起居注之事，所书朕得观乎？”
听了唐太宗的问话，房玄龄不由得汗湿手心，颇为褚遂良担忧，恐他惹唐太宗不高兴，但太宗又没有问自己，不好出面回答，只得一旁静观事态变化。
这时，只见褚遂良不卑不亢地答道：“史官书人君言行，备记善恶，旨在使人君不敢非为，臣未听说过有人君自取而观之者也。”
褚遂良的话语，使得房玄龄突突直跳，不由得偷偷看了唐太宗一眼，唯恐太宗大怒，褚遂良有什么闪失。
只见唐太宗龙颜微沉，有些不悦，但没有到大怒的份上，房玄龄紧张的心情稍稍宽慰。
此时，唐太宗紧接着问道：“朕有不善，卿亦记之乎？”
褚遂良面不改色，高声答道：“臣之职即是书史，不敢不记。”
还没有等唐太宗再问什么，黄门侍郎刘洎又说：“即使遂良不记，天下人亦皆记之。”
唐太宗见群臣都反对他自观起居注，不得不说道：“诚如众位爱卿所言。”
看似平淡无奇的一次君臣对话，却处处充满杀机，一有不慎，轻则贬官，重则有杀身之祸，这在封建社会的朝堂之上屡见不鲜。
作为宰相的房玄龄是深明这一点的，所以当唐太宗问话开始，他的心就悬到了嗓子眼上，替褚遂良担忧，这是何等高尚的人品，难怪唐太宗一朝的大臣一个个敬服房玄龄的为人。
像诸如此类事情，真可谓枚不胜举。
正因为房玄龄的处心积虑，小心周旋才使得朝堂之上多清明干炼之人，朝中政事顺畅执行，房玄龄之功不可灭，这也是后世称其为贤相的原因所在。
房玄龄功劳的另一个方面，就是在他监修国史期间，尽量直书其事，给后世子孙留下了一份基本可信的历史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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