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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同时也要注意，即使在那个时代，讲“命”
的人士思维混乱的情况也已出现。
比如，《论语·季氏》记载孔子的话：“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
就在要求君子既要敬畏天命，又要敬畏王公大人和有道德的人的教诲（采用杨伯峻《论语译注》中的说法）。
但这并不符合逻辑。
如果将天命问题想透彻，就会知道天命是可以控制一切的神秘力量，人是不可能全知全能、控制一切的生物，没有人可以与天命并列为敬畏的对象。
有道德的人的教诲或许有益，但绝对不是绝对真理，绝对不能要求人们对那些教诲绝对敬畏。
靠武力或世袭得天下的王公大人更没有什么资格让人必敬必畏。
这或许是孔子没有想清楚就说出来的话，或许是他为了讨好王公大人而故意说出来的话。
但不管原因是什么，都为儒家思想开了一个不好的头。
孟子也敬畏天命，但他同时将孝悌作为德行的最高表现，说“尧舜之道，孝悌而已矣”
（《孟子·告子下》），“孝子之至，莫大乎尊亲”
（《孟子·万章上》），并精心设计了舜这个“大孝”
典型，虚构了他种种令人难以理解的表现：在家为子时，无论父母用何种惨无人道的手段迫害他，如登高抽梯、火烧水淹等，都毫无反抗；等到自己功成名就，成了天下君王之后，就以“天下”
为资源来奉养父母；父亲杀人，还敢于蔑视法律，放弃对天下的责任，背负父亲逃至海滨；假设父亲被杀了，还要承担“血亲复仇”
的责任（见《孟子·万章上》《孟子·尽心上》《孟子·尽心下》）。
这完全违背了天命信仰蕴含的人人平等的思想。
正由于孔孟开了坏头，后来许多儒家都在想方设法消解天命观的力度，如讲命的时候，不讲行恶得福这一残酷、令人警惕的事实，甚至不讲命，只讲儒家规定、符合专制统治者利益的“义”
。
如此等等，自然会削弱甚至遮蔽悲剧意识。
等到大一统的专制政体建立之后，蕴含平等思想的悲剧意识更被有意识削弱、消解。
在那种制度下，最重要的是要自觉地树立帝王和王公大人的权威，将他们打扮成全知全能、神圣的上帝，怎么能说他们得天下和治天下可能靠运气，而且必然有运气不好的时刻出现呢？加上老百姓要想富贵，要想通过专制统治者制定的办法（举荐或科举）上升，就只能听他们宣传的那一套，只能接受他们规定的教育，这样，悲剧意识的拓展和深化怎么可能实现？也是在这种情况下，儒、道两家，加上后来进入中国并逐渐中国化的佛家，也就被专制统治者利用，自觉不自觉地为他们服务了。
我不同意用笼统的柔性文化、儒道释文化、“乐感文化”
去解释中国古代悲剧不发达的原因，而主张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主张透过笼统的名词去做更深入的探索，并认为出现那种情况最重要的原因是专制统治者依靠国家机器制造、推广了一套以暴力为保证，以维护专制权力为中心的造圣、造神文化。
正是这种文化，造成了人们看到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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