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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即嘉勉他的好意并予接待，并委托他在新民府庇护中町，让他和中町翻译同行，返回新民府”
。
而日本政府决意支持张作霖，则是十年之后的事情。
1916年6—9月，原满铁总裁后藤新平来东北“考察”
，看到了时任奉天督军兼省长的张作霖在东北的势力发展后，提出：“张作霖在满洲有一种特别之地位，他并无仕途履历，与中央政府也无密切因缘，其心中惟有权势利欲，别无何等知识。
且张认为日本在满洲有绝大势力，反对日本于他不利，倾向日本则有益。
若利用有如此地位和有如此思想之张作霖，则张氏为满洲专政之王，满蒙之事，日本可为所欲为。”
对中国东北这块肥肉垂涎已久的日本政府终于以合理又合法的方式找到了下箸之处，遂从此确定了支持张作霖的政策。
张作霖自然明白日本的支持对于他独霸东北的意义和价值，“他知道要想在东北保持并发展个人的权势，日本是得罪不得的”
。
所以二者便一拍即合。
张作霖早从1913年开始就聘用日本人做顾问，而且几乎事事都有他们插手。
曾任其顾问的町野武马就说过：“他（指张作霖）一作决定，就是他的儿子张学良和参谋长杨宇霆劝他，他也不听，而只肯听我的话。
因此，对于张作霖束手无策时，不管杨宇霆还是张学良，都来找我。”
连张作霖的外交工作人员都说：“张作霖真的把町野当成亲信，每年必定派他去日本三次，联络朝野各派要人，争取日本把他当作忠实‘外藩’，少找他的麻烦，或遇事援之以手。”
由此可见，张作霖所聘请的顾问菊池武夫、町野武马、本庄繁、松井七夫、滨面又助等在日本军政界有一定地位的“中国通”
，在其内外政策上的影响是如何的深远了。
不唯如此，张作霖依靠日本，还有经济上的因素。
他崛起后，由于经济困难，在1916—1918年，就以奉天电灯厂、电话局全部资产，奉天省地捐、烟酒税以及本溪湖煤矿公司中国部分资产为担保条件，从日本政府手中获得贷款500多万元。
而日本也得以贷款为招牌，堂而皇之地对中国东北进行经济侵略和掠夺，逐步向其既定目标前进。
羽翼渐丰的张作霖在第二次直奉战争后，实际上控制了北京政权。
1927年6月18日，张作霖在北京组织军政府，当上了海陆军大元帅。
今非昔比的张作霖明白，要想坐镇北京、称霸全国，仅靠日本并不足以行其大业。
遂向英、美等国频送秋波，加紧联系，引进资本，修建打通（打虎山到通辽）、奉海（奉天到海龙）等铁路，引起对东北铁路修建权垂涎已久的日本的强烈不满。
其实从1925年起，张作霖就对日本政府不断提出的所谓“满蒙悬案”
（日本为侵占中国东北和内蒙古东部地区，屡次向中国政府提出的以攫取铁路修筑权和经营权为主的各种所谓“权益”
的无理要求。
由于这些蛮横无理的强盗要求没有获得完全的满足，日本政府视其为“悬案”
，即悬而不决，故有此说法）问题渐生反感，对其采取回避、拖延甚至拒绝的态度。
这又如何能够让做惯了主子的日本视而不见，或者坦然而受呢！
张作霖对日本态度的转变还有另一重原因，那就是怕不仅因此“宝座”
难保，而且还要落下一个“卖国贼”
的骂名。
张作霖的得力干将杨宇霆在谈到同日本达成的修建东北铁路的协定不能公开签订时，曾说：“如果（日本）强使履行手续，势必成为公开的问题，因此，将使国论沸腾，奉天派不能保持其现在的地位，事属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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