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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驻国联代表顾维钧、日本驻土耳其大使吉田伊三郎为调查团“顾问”
,随团活动的还有聘请的各国专家及工作人员,总人数不下50人。
1932年2月3日,李顿调查团从瑞士的日内瓦出发,令人费解的是,调查团并没有走近路赶往东北调查,而是登上先到美国纽约的轮船,然后转往东京访问日本当局,3月14日才到达上海,随后访问了南京国民政府。
调查团还分别到杭州、武汉、九江、宜昌、重庆、北平等地游览了一遭,直到4月22日才到达沈阳,不知调查团是别有用心,还是无所用心。
对于国联调查团前往东北,日本政府当然不能无动于衷。
在刚刚获知国联调查团东来的消息后,日本政府就指示关东军、关东厅、领事馆以及满铁等机构,就如何对付、接待和安排调查团活动等问题,制定出了详细的工作方针和工作计划。
所以调查团一到沈阳,就被日方安排在满铁经营的大和旅馆,由日本特务日夜监视,未经日方允许不准任何人接近调查团。
因此调查团就只有在日本侵略者的“指导”
下,在他们划定的圈子里进行所谓的“调查”
。
从调查团到达沈阳的第三天直到4月30日,李顿与本庄繁会晤了五次,还多次向关东军参谋三宅光治及伪辽宁省省长臧式毅等人调查有关九一八事变的情况,但得到的回答则是众口一词:满蒙需要日本,而日本也需要满蒙,日本对东北的行为绝不是侵略,日本人不干涉满洲国的内政,各机关的日本顾问都是应满洲人的请求安排的。
5月3日,调查团在长春会见了伪满洲国执政溥仪。
调查团刚到东北时,板垣征四郎就勒令溥仪按照板垣规定的话回答国联代表的调查,即伪满洲国是独立自主的国家,日本决没有干涉,等等。
李顿与溥仪的会见仅用了一刻钟左右的时间,据溥仪回忆说:“他们向我提出了两个问题:我是怎么到东北来的?满洲国是怎么建立起来的?在回答他们的问题之前,我脑子里闪过一个大概他们做梦也没想到的念头,我想起当年庄士敦曾向我说过,伦敦的大门是为我打开着的。
如果我现在对李顿说,我是叫土肥原骗来又被板垣威吓着当上‘满洲国元首’的,我要求他们把我带到伦敦,他们肯不肯呢?我这个念头刚一闪过,就想起身边还坐着关东军的参谋长桥本虎之助和高参板垣征四郎。
我不由向那青白脸瞄了一眼,然后老老实实地按照他预先嘱咐过的说:‘我是由于满洲民众的拥戴才来到满洲的,我的国家完全是自愿自主的……’”
随后,李顿又问溥仪,为什么任命多数日本人为满洲国官吏?溥仪回答说:“日本人是讲义气协助这个国家,就如同美国独立时有法国人的帮助、希腊独立时英国诗人拜伦前去助战一样,我对于日本人只有感谢而已。”
溥仪的侃侃而谈令板垣十分满意。
“调查团走后,板垣的青白脸泛满了笑意,赞不绝口地说:‘执政阁下的风度好极了,讲话响亮极了。
’”
5月9日,调查团赴哈尔滨调查九一八事变真相,重新打出抗日旗帜的马占山为揭露日军制造的伪满洲国阴谋,派王子馨和姜松年携带他的信函到哈尔滨面见李顿调查团,但因被日军得知消息,王子馨被杀害。
李顿想同马占山亲自会谈,也被日方阻止。
后来,李顿只好密派美国新闻记者米海斯和一名瑞士记者找到了马占山,与其“间接”
会晤,了解真相。
不仅被调查的对象要受到日本方面的控制,就连调查团成员的活动也受到严密监视。
中国代表顾维钧也受到关东军的严格限制,每到一处都只能待在旅馆,不准同团员一起出门,更不准会见中国人。
正如中国代表顾维钧所说:“所经各地,看见同胞们想向我们讲话,但不敢谈;我们也想向他们谈话,但不能谈;因为皆是受着严厉的监视。”
一位调查团的中国工作人员回忆道:“在我的房间门口,经常有两个日本侦探不分昼夜地监视我的动静。
白天我在室内工作时,每隔两三小时,必有一个假扮服务员的日本侦探借故进来窥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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